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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1)

2016-10-15 01:05 内容提要：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

关键词： 同光体；反对西化；家国之悲 　　
　　一
　　
　　在近代作家中，“同光体”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同光体”诗人因为民国建立后大多继续怀念清朝统治，而帔学界目为遗老遗少，视为“顽固派”，在文学史叙述中常常受到歧视；其实这是很片面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同光体”诗人当年大都是改革者，积极投身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并不是“顽固派”，他们在文化上大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不反对引进西学。沈曾植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在京师创办“强学会”，主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张之洞聘请主持两湖书院讲习。后又被盛宜怀延请主持南洋公学讲习。义和团运动时，参与策划“东南互保”。戊戌变法前，陈三立帮助父亲陈宝藏在湖南推行新政，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廷请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等，促使“湖南士习为之大变”。戊戌变法失败，陈三立父子都被革职。庚子事变后，陈三立虽被开复原职，仍拒绝复出。袁世凯托人邀他北上，他不肯到京。溥仪典学，有人推荐他当老师，他力辞不就。郑孝胥1891年任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1892年任驻东京领事，后任驻大阪和神户的总领事。回国后又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6年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1924年任溥仪的总理内务大臣。陈衍早年曾人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戊戌变法后，又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任官报局总纂，后进京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民国建立后，曾任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的教授。仅从这四个“同光体”主要作家身上，我们便可以发现：他们在清代都是洋务派、维新派官员，为“洋务”和“维新”出谋划策，有的人还为改良运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他们从来就不拒绝吸收西学，相反，他们曾经鼓吹引进西学，甚至还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过切实的贡献。陈三立参与过江西南浔铁路的创建，程颂万开设过工艺所，郑孝胥主持过汉口铁路局并任总办等等。把他们视为拒绝改革的“顽固派”，实在是冤枉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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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处于清末民初社会更迭之际的“同光体”诗人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共和，而是君主立宪。当民国，建立之后，他们不能像梁启超那样顺应时代潮流，投身共和；而是像康有为那样坚持君主立宪，留恋大清。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陈三立曾说：“吾观国家一道德同风俗，盖二百余年于兹矣，道咸之间，泰西诸国始大通互市，由是会约日密，使命往还，视七万里之地如履户闼，然士大夫学术论议亦以殊异。夫习其利害，极其情变，所以自镜也。蔽者为之溺而不返，放离圣法，因损其真。矫俗之士至欲塞耳闭目，摈不复道。二者皆惑，非所谓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者也。君子之道莫大乎扩一世之才，天涵地蓄，不竭于用，傲然而上，遂滂然而四达，统伦类师万物而无失其宗。”他们固守中国文化的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正确的说法是：“同光体”作家并不反对引进西学，但是他们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崇尚复古主义的依据。
　　于是，“同光体”作家对于“现代性”的态度就表现得颇为复杂，像福柯所说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与传统断裂的态度，“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这种“现代性”是不可能出现在“同光体”作家的身上，他们对于传统是太留恋了。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与西方不同的，西方的现代化是原发性现代化，他们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断裂，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性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挑战下被迫接受的现代化，“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意味着“西化”，这就意味着文化传统的断裂。对于这种文化上的“西化”，“同光体”作家是抗拒的，他们留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把这看作是立国之本。沈曾植解释“专制”：“‘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任成而上，义成而下。上者专制，下者顺从。’《易纬》之言专制，非不美之辞也。不解近儒不为新学者，何亦畏此二字。”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沈曾植在美化专制，其实不然。沈曾植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并不是专制主义者，他坚持的是用中国自己的“专制”概念，而不是外来的“专制”概念，中国的“专制”概念不必屈从于外来的“专制”概念，反对文化的“西化”，这种反对不是说拒绝吸收西方文化，而是反对中国原有的文化语言变成西方的文化语言，这种坚持似乎是在争夺话语权，其实却是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化的重要性，在坚持中国文化的传承。这种面对外来文化挑战的回应，有保留的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反现代性”，也应理解为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回应。它本身就具有“现代意义”。然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文化上的被迫“西化”却是必然趋势，这种回应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