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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现状与对策(1)

2016-11-04 01:01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现状与对策”研讨会不久前在沪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近30余位文艺评论家和资深媒体文艺传播人，对当前的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批评希望有更多精神价值的发现 雷达（著名评论家）： 现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媒体时代，电子文化压倒纸质媒体，大众媒体压倒精英文化，借助媒体有人可能一夜成名，远离媒体轻视媒体可能无人理睬，传媒对人的控制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丹、易中天的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只能说明他们借助已经成熟的央视《百家论坛》的平台，成为媒体制造出来的文化现象，若没有媒体或者没有媒体与市场化出版的联手，其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都不可能如此的巨大。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除本人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才华外，还必须有善于适应大众的通俗化、普及化、娱乐化、表演化，以及满足平民精神需要和知识趣味的要求。于丹确实有才华，听于丹讲是如沐春风，但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听完以后留下的深刻记忆是不多的。这就是大众传媒化的特征。 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必须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这种媒介大多是纯文学的报刊。以前文学评论的队伍比较小，现在进入大众传媒的汪洋大海，刊物、书籍报纸副刊、网络电视、排行榜、研讨会或者新闻发布会铺天盖地，按说选择性应该增大，而实际情况却是批评陷入演说显得更加不自由和更加被动，地位也更加萎缩了。因为评什么不评什么，发什么不发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演说，常常受到经济利益，以及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乃至人情面子等等多种因素牵制。以作品研讨会为例，这种形式人们批评了很多年，甚至主张取消这种形式，现在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成为了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之一，这就值得研究为什么？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产品太多了，就要开产品发布会，作品太多了也要发布，不发布就不行了。所以现在开研讨会不在乎学理性，但却都含有广告因素。 所以，我认为对文学批评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大众时代不通过媒体怎样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自己独立的声音。当然不是说媒体不保持，一般来说文学批评的声音有三个方面组成：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通常认为学院批评擅长归纳历史，媒体批评擅长于现实分析，而专业批评介乎两者之间，做的好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 媒体批评在娱乐化、人文化、新闻化与学理化的中间寻找生长点。现在不能把一切归为原因，文学批评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主要看批评的个人的选择和追求，看批评能不能从市场化的价值中把宝贵的精神价值解救出来；能不能把文学的审美特性完整地结合；能不能在物质和商品化中发现更多有精神价值的东西；能不能有独立的发现；能不能把文学批评的功能统统发挥出来。 有一位哲学家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经济复兴就完全错了，任何民族复兴关键都是主旨价值的交融。所以，批评希望有更多精神价值的发现，大力支持批判精神，提供较为充分的空间和版面，文学的面貌或许会有所不同。文艺评论的大众化与学理化如何结合？ 王必胜（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文艺评论本身是一个学院式的东西，也可以说学理性很强的文本。媒体从事这个专业业务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新闻性的表述，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桥梁和手段的体现。但是怎样才能把大众化和学理化结合，或者说精英的东西跟普通的东西结合，实质性和形式性的东西结合，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 现在文艺评论遇到的问题是：有时候它是一个精英或者说是学理范畴的，对公众来说，经常处于一种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状态。比如对一些文艺现象，对一些文艺热点，我们评论界虽然会在第一时间披露，但更多却还停留在一种介绍和平面的推荐层面。 今天如果仅仅是在一种“学理精英”的层面来完成我们的文化评论，恐怕就会影响我们文化评论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但是反过来，没有这样的“学理精英”模式，我们的批评与反证在大众面前就会失去其学理的严谨性。两者如何结合，这次会议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起来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有些评论已经和商业、权利结合在一起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文艺批评一般来说是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所以关注主流媒体，而且是关注文学评论这一块，不能指望文艺评论这一块要做到像畅销书或者说其他什么这样流行。 第一，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过分强调媒体的娱乐性，而对于媒体本身的文化品位这一点我觉得是缺少的。 第二，从批评角度来说基本上一个是学院批评，另外就是传媒批评。我自己的感触是，从传媒批评角度来说，传媒跟学术界或者说跟文学界能够对话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少，现在的评论家和学术能力比较强的基本上都在高校，在传媒领域的比较少。 第三，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像国外的，比如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要发一个书评和理论文章的话，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国内的大报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影响力？从评论家本身来说，有些评论实际上是跟着商业、跟着权利结合在一起。这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是靠文章的力量来打天下。 第四，上海的创作跟评论相比，评论更有特点。上海的创作，大家讲来讲去讲得比较多的是王安忆，已经讲了很多年了。王安忆之后有很多人我不大记得起来了，我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写一个上海文学史的话，从新时期开始这二十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这就有点奇怪了。实际上还有很多作家在创作。 从评论角度来说上海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现在搞评论班当然也是很好的。除了评论班以外，还有作家班，还有文化管理班。当然最后的效果怎么样？有些人问是拿学位还是不拿学位，这好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个培训机会，传媒也好、大学也好相互之间有一个交流，是一个极好的方法。以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只能让实践来检验了。文艺评论与媒体文艺传播两者内在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多年,应该改变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两者内在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多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这样内在的紧张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文艺评论实际上来自媒体，后来分化出学院的批评和媒体的批评。两者已经开始冲突了，也越来越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学院的批评最早是来自媒体的批评，可以说学院是所谓的数典忘祖，我们有几位都是来自学院，现在学院一直在课堂上不断抱怨媒体的力量太强大了，媒体的力量强大之下是学院的力量越来越微弱，学院的文艺评论在社会上几乎没什么影响，特别是学术刊物的传播都在大学之内。媒体方面的报纸和网络影响是空前的，所以学院对此产生了焦虑感，这个导致学院不断对媒体展开抨击。大家也觉得奇怪，媒体有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学院的，大家都是大学毕业的，同时又重新回到大学进行各种的学习。 那么为什么学院和媒体可以构成如此强大的冲突？其实可以看看最早文艺评论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按照一些专家的意见应该是19世纪上半叶，1827年法国设计了文艺批评这么一个教职，当时有三位成为法国的教授，就此大学开始有了文学这个学科。但是到大学任教，最早是由记者行当产生的，这个学科一方面对文学史作总结，另一方面是面对现实。现在的大学依然是对文学史的总结和应对现实。原来大学学院的批评和媒体的关系还是可以产生一种互动，两者的关系还是比较平衡，而至今基本上是处于脱节了。我们看到学院的表达方式、学院的观点、立场和媒体产生了大的分化。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说纸媒体，纸媒体本身也处于衰落当中。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给我们的结果，大家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忧虑，它是自相矛盾的。 媒体在面临的矛盾中应该思考如何做好不可能的事情，如何在不可能性中去思考我们今天面对它的不可能性去建构它的未来。评论家不关心中短篇创作是可悲的 赵长天（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主编）： 从作品来说，现在有很多出版社出的长篇小说受市场的影响很大，而受市场影响比较少的，就是大量的文学刊物。因为文学刊物发行量很少的，就是几千份，一万份就不得了。这些刊物由国家养着，由国家出钱投资，他们基本上不考虑市场，因此作品受市场影响比较少，但是这些刊物哪怕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像《人民文学》、《钟山》……我发现评论界也很不熟悉，像李肇正生前，他的作品在著名刊物上非常多，包括小说选刊转载的也很多，打头条的。但是不要说老百姓不知道，读者不知道，评论家也不知道。是他死了以后，大家才说这个不错。在这么有名的刊物上打头的作品如果放在八十年代，《钟山》打一个头条，《人民文学》打一个头条，《小说月报》转载一下早就出名了，但是现在就算出了20个头条还是没有人知道，直到他死了。 据我所知还有相当多的作家活跃在这些刊物上，但是评论家不知道，读者不知道。那么，怎么把这些刊物的作品，使它在社会影响力上放大。上次王安忆大声疾呼关心一些中短篇，现在中短篇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看。不管是学院派也好，媒体也好，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关注的话，那么谈什么评论呢？完全是无的放矢的。 第二个意见，媒体是不是分分工。如果说媒体不考虑市场和受众当然不现实的，但是媒体里面应该有那么几张比如说大报，有那么一些栏目，它应该是不考虑一般受众的。它考虑的就是权威性。 其实西方也是这样的，我到德国去看人家书架上面摆的德国大作家的作品，他们也不看，只是摆摆样子，显示有文化而已。我们现在要拿出很好的作品，要大多数人都喜欢看，不现实。但是至少要让大多数人觉得看这个东西是有档次的。有档次、有水平的不仅仅只有鲁迅或者说只有《红楼梦》。 现在的媒体没有这样的分工，大家都去考虑大部分人关心的是什么，我就去关心。如果不做分工，这个现状很难改变，因为市场是硬道理，所以到了80后的作品，比如说韩寒、郭敬明，他们的作品市场已经肯定了。现在我们理论家也只是知道韩寒、郭敬明，理论家所知道的跟一般读者知道的是一样的。其实80后有很多作者虽然不出名，但是写的未必不好。我觉得有一些二十几岁的人其实他们所考虑的问题跟40岁、50岁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四川大学有一个学生，大概是在读大四，我跟他到一个中学做过一个讲座，他第一谈了小说的存活关系，第二，谈语言。他跟郭敬明完全就是两回事。他就谈对语言的认识是怎么发展的。而这些人的作品没有多少人读，80后的人也不读。现在可悲的是已经成名的年轻作家还有老评论家在关注他们，而这批默默坚持纯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没有老评论家来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80后的作家生存状态比过去更差。就那么几个人，其他人根本不关心。很多年轻人辞职写作，辞职东西写不出来，工作也没有，人也很焦虑。当然回过头来，评论家现在也很难，大量的作品让评论家都去看也看不过来。我希望有些评论家把《江南》、《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等这些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认真读一读，长篇没空读，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连这些刊物都没有人关注，我觉得有点可悲的。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文本的命运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保存、刊布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