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为先：中西文明视野下的德、法二元结构((2)
2016-11-17 01:03
导读：接下来，我们以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为标本进一步阐析德治和法治在文明系统内的并存状态和相互关联。为了叙述清晰，我们把与“德治”并称的“法治”
接下来，我们以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为标本进一步阐析德治和法治在文明系统内的并存状态和相互关联。为了叙述清晰，我们把与“德治”并称的“法治”理解为广义上的“法律治理”，蕴涵契约精神的法治则特称为“现代法治”。
二、 儒家的德治——法制与礼治
提到“儒家德治”自然使人联想到法制、人治和“家天下”的封建专制，这种联想的根据源于儒家学说乃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套适应于法制统治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管理文化至今深深影响着国人，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以此推断，儒家德治等于法制，加之法制与独裁关系密切，结论即是儒家德治=法制=独裁。这种推断显然存在两个问题，1、忽略了儒家学说和儒家管理哲学的区别，儒家德治并不必然导致专制独裁；2、法制与独裁并非绝对等同。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会发现，历史上存在过的儒家德治文明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它既不缺“德治”，也不缺“法治”。
尽管我们不可能割断儒家学说和儒家管理哲学之间的联系，但孔子的“仁”、孟子的“义”与董仲舒所确立的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核的社会管理制度在精神境界和道德标榜上的巨大区别仍是显而易见的。孔子虽重礼法，但其最终的目标还是实现心中的“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1]，仁在孔子那里是独立个性的张扬（我欲仁斯仁至矣）同时也是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仁者爱人），至于孔子所向往的唐虞三代之治连带西周的分封制度，无论从政治伦理还是从管理制度层面都难以找到专制独裁的痕迹；其后孟子所倡之“义”更以民众福祉为大义，敝履家姓君国，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主张，而董仲舒的管理哲学在洗褪了儒家独立卓绝的精神气质后已退化为统治阶层的管理工具，两相比较，前者意韵宏大自由通达，后者虽创造了适应大一统社会的管理哲学，在幅员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农业文明的管理典范，可到底丧失了先秦时期自由思想的活泼气息。也就是说，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抽象的先验原则，具有普世性，拥有巨大的解释空间，董仲舒基于农业社会的管理需要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堡垒，不过是众多解释中的一种，因此儒家的德治理想非只有独裁专制一条发展路向，仍存在着与现代法治接轨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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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法制是否就一定等同于专制独裁。独裁是指统治者毫无权力制约以一人之意志个人之私情来裁决。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虽是人治传统，可并不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局面，历代君王也绝少有为所欲为随意践踏纲常礼法的独裁者。名义上他们授命于天，是儒家伦理所确定的管理系统的最高掌控者，但在制度设置上，他的至高权力却必须通过一个复杂的文官系统来实现，这个系统的成员经过儒家经典的良好训练，可以引用儒
家教义否决君王的许多提议，所以，儒家倡导下的法制不是独裁，而是依儒家的道德理想制定的一套特殊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有着严明的法度和完善的操作规程，执行时力求与儒家道德精神保持一致，这个精神就是按照君臣父子的顺序确立的宗法等级秩序。
明朝名臣海瑞是遵守法度的典范，同时也是儒家道德的严格实践者，在处理法律纠纷时，他遵守着一个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2]这番话透露的意思似乎是凡事皆无须根据法律条文，只有贵贱亲疏的伦理纲常就够了，法律好象完全被人情所取代，但站在儒家文明系统的立场思索，我们很难说海瑞践踏了法度，违背了法律精神，因为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上的礼法人情即是儒家文明系统中的“法治精神”，海瑞完全是依照法律精神来指导法的实施。实施过程中虽然注入了“人情”，但却是“发乎情，止乎礼”，在考虑人情的因素时，总是以宗法等级的伦理精神为前提，按照礼法的亲疏划分来决断。所以中国传统法制的实质既不是独裁也不是纯粹的私情而是以等级尊卑为依据的“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