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的史料来源(1)(2)
2016-11-26 01:06
导读：《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
《唐书》一百三十卷。唐韦述撰。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于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而史官令狐峘等复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而不知卷帙。今书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详撰人名氏。[10]
该书因是韦述“始定类例”，又有《史例》1卷，所以署“韦述撰”。韦述因吴兢旧本增至112卷，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共成114卷。史官令狐峘于纪、志、传后“随篇增缉”，总成130卷，则“未详撰人名氏”的16卷，显然是出自令狐峘了。而且，令狐峘是《代宗实录》40卷的纂修者，这里于肃宗之后“随篇增缉”者，自然主要是代宗一朝的史事。由此可以断定，这部130卷的《唐书》，是记述高祖至代宗162年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这也正符合后晋贾纬的说法，“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纪传体国史，在令狐峘以后便不再有续修了。受肃、代之际新起《春秋》学影响，其后编年史风大起，唐代的国史转而为编年体了。韦述在纪传体《唐书》的同时，还有编年体《唐春秋》30卷。柳芳续韦述《唐书》之后，也另撰《唐历》40卷，起隋恭帝义宁元年，迄唐代宗大历十三年，“以叙制度为详”。宣宗大中五年，崔龟从监修《续唐历》30卷，起代宗大历十三年，尽宪宗元和十五年。[11]这些有关唐代历史的著述，或叫作“裁国史之繁略”者，在《旧唐书》的韦述、柳芳、崔龟从等人的传记中，都有较详的记载。依照《经籍志》的说法，这些撰述在后晋时是见到过的，现今的研究当中也很少有疑义。除此以外，《旧唐书》纪、传中还记载有不少《经籍志》未著录的“裁国史”之作，择要举其一、二。《文宗纪下》、《李德裕传》分别记录了大和八年李德裕进《御臣要略》以及《次柳氏旧闻》3卷，又有《会昌伐叛记》、《文武两朝献替记》，皆“行于世”。《文宗纪下》、《王彦威传》都记有开成二年王彥威“纂集国初已来至贞元帝代功臣，如《左氏传》体叙事，号曰《唐典》，进之”[12]。《蒋乂传》称：“乂居史任二十五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又《马总传》以其“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其中，《年历》、《奏议集》都是记录唐代的“杂事”或集录唐人的“奏疏论议”之作。应当提起注意的是，上述举例中，王彦威《唐典》70卷、蒋乂《大唐宰辅录》70卷以及《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40卷，都是赵翼认定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而《旧唐书》“所无着”。下面，再来谈《经籍志》“不录”而“见本传”的“诸公文集”。唐人文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不下400种，而《旧唐书·经籍志》仅有百余种。陆贽、韩愈、杜牧等人的文集，都是《旧唐书·经籍志》“所无者”，但《旧唐书》有关传记却大量采录了他们文集中的文字。从前面的考察中知道，自德宗起唐代再未修撰纪传体国史，只有皇帝实录。据现存的韩愈所修《顺宗实录》和《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唐代实录，我们可以知道，《实录》叙事至某大臣卒，往往插入追述其生平的传记，只记其历官、政绩等，不录表疏奏章。《顺宗实录》卷4叙陆贽，从“贽字敬舆，吴郡人也”起，至“卒于忠州，年五十二”，是整个《顺宗实录》中最长的一篇人物传。《旧唐书·陆贽传》也是全书人物传中的一巨篇，一人独占一卷。两相对照，最为明显的差异就是：《旧唐书·陆贽传》中的六则长篇上疏，《顺宗实录》中只字不提。显然，后晋史官不可能从“实录旧本”中取材。而陆贽的这几篇奏疏，都见于宪宗时韦处厚所编的《陆贽论议表疏集》。《陆贽传》除了参取《顺宗实录》外，更主要地是沿引了陆贽文集，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至于韩愈，唐代实录中是如何记述的，现已难加稽考。但是，《旧唐书·韩愈传》却有这样的记述：“愈所为文”，“自成一家新语”，“有文集四十卷，李汉为之序”。而且，传中详录了他的《进学解》、《论佛骨表》、《潮州刺史谢上表》和《鳄鱼文》。这足以表明，在传写韩愈时，后晋的史官一定是翻检过《昌黎先生集》（或《韩昌黎集》）的。直接从文集中转录而成《旧唐书》人物传的，也为数不少。以现今传世的唐人别集看，数量最多、最集中的是墓志铭。仅《全唐文》、《唐文拾遗》所收唐人所撰墓碑传记，就接近一千篇。撰写墓志碑铭的，又多是一代名家。开元盛时，张说在撰写墓志方面的成就最大，与史传竟似如出一手。如其《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简直就是《旧唐书·裴行俭传》的蓝本。而《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与《旧唐书·王方翼传》则如出一笔。其后，便是权德舆，所撰墓志碑铭在80篇以上。内中，记述公卿的碑传，大都可与史传相参校。韩愈所撰墓志碑铭，数量仅次于权德舆，与张说大致相当，在60篇左右。他如柳宗元、白居易、杜牧等还自撰墓志。书中《杜佑附杜牧传》，完全是抄录杜牧的《自撰墓志铭》而成。这篇墓志收录在杜牧外甥所编《樊川文集》中，而且传文又提到此集，后晋史官无疑是采用了杜牧文集的。以上三例说明，唐人文集无论《旧唐书·经籍志》是否著录，都是后晋史官纂修《旧唐书》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尤其是德宗以后的人物传，事迹多据文集中墓志碑铭，奏疏更是直接节录自相关的文集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条“捷径”。在《旧唐书·经籍志》提到的“记礼法之沿革”、“裁国史之繁略”以及“诸公文集”三个系列的史源之外，还有未曾提及、于未著录的杂史、小说之类的资料来源问题。《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七月乙丑，有“罗士信为王世充所围”一事。《考异》征引了《太宗实录》、《旧唐书·太宗纪》、《单雄信传》和刘餗《小说》。经考证认为，《旧唐书》记载失误，是承袭了刘餗《小说》所致。司马光的这一考证，表明《旧唐书》的确参考过刘餗的《小说》，只不过是参考错了而已。当然，更有采录杂史原文的诸多例证，后文将作详述，这里仅举一简单的实例。李肇的《国史补》卷上有“李勉投犀象”条，其文为：“李汧公勉为岭南节度使，罢镇。行到石门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于江中而去。”《旧唐书·李勉传》记述：大历四年，除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就目前可见唐代杂史，极有可能是直接采录自《国史补》。总而言之，《旧唐书》的取材，绝不仅仅限于唐代的国史、实录，也不应当以其《经籍志》著录的“有无”为判断标准。应该说，代宗以前的纪传体国史，穆宗以前的编年体唐史，武宗以前的各帝实录，宣宗以前有关“礼法之沿革”的各种典志，以及大臣奏议、诸公文集，乃至杂史、小说，《旧唐书》的纂修者都曾采摭。而这些文献，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仅仅凭借《旧唐书》才得以程度不同的保存！在获得了以上的基本认识之后，下面分别对《旧唐书》志、列传的史料来源进行具体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