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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苏联社会及文化思潮研究(1)(2)

2016-11-29 01:11
在社会政策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党发现仅仅靠强制还不足以激发无产阶级的积极性，因此它逐渐转向建立传统的政治秩序：对国家和法律的美化；对阶级分化的鼓励；作为激励因素的收入差别；传统的权威式的家庭；最后还有教育政策的转变，目的是培养适应新的官僚主义工业秩序所需的既自信又顺从的性格。
　　文学和艺术
在20年代，正如在其他文化领域一样，作家们也亨有广泛的自由。尽管一些极端主义文学团体建议党直接掌管文学，党并不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它的官方标准。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全都赞同：“任何文学潮流，学校、团体都不能在党的名义下获得成功”。
1929年，党开始把作家组织起来。党把全权授予极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是在拉普的名下组织的，它着手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强加给所有的作家。那些坚持艺术自由的团体以及一个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写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受到了审判。甚至著名的无产阶级诗人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也受到了批判，这促使他在1930年自杀了。
在拉普领导下，文学毫无成果。1932年，党的领导认识到这一形势，解散了拉普，并且使拉普领导人成为替罪羊。就这样，1929-1932年的极端的“无产阶级”政策作为反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与此同时，党的一贯正确的形象得到了维护。那些负责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的人，突然变得因循守旧，并且开始横眉冷对所有的文艺革命实验，说它们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的新官方路线，很快推广到其他艺术形式上。起初大家并不明白它的含义，直到不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不能紧跟而挨批，党的目的才变得一目了然了。
其他艺术领域的转变模式也和文学的相似：最初都经历了始于1929年的无产阶级宣传的时期，续而遭遇了一次或多或少总有点忽然的变化，从激进的无产阶级内容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主义上了。转变的时间表，在戏剧和电影方面是在1932年；音乐方面是1932至1933年；建筑学是在1935年左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特征是：满怀热情的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宣传和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复辟相呼应）；对古典作家的推崇（与为沙皇俄国的过去正名相呼应）；感情多于理性分析的批评；迎合大众的趣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任何背离都会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定义下，好和坏被刻板地规定了，没有什么价值的连续，也不存在中间路线。

“新苏维埃人” 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人生观的人。马克西姆?高尔基最先描叙出这种乐观的、个人主义的、理想化的所谓“新苏维埃人”。一个文学纲领要求：不朽的作品应该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斯大林式的人，计划经济的创造者，必须展现出全部精神风貌；这些作品将揭示出那种人的精神力量是如何锻造的，他的灵魂是怎样形成的，以及他的思想是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教导下得到加强、丰富和武装起来的。”简言之，“新苏维埃人”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
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主要是为了适应领导的需要和为他们所拥有，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对群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上去是为了让人民和政权同心同德，也为了在幻想中满足他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控制自己命运的梦想，以及刺激他们参与政权实行的目标的热情。
　　历史学
历史学的转变是忽然和激烈的。1929年以前，普罗科夫一派的历史学家在史学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普罗科夫是职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老党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的领导。普罗科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的一统天下，在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０年间，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被根除了，所有重要的职位都被安插上新训练的党员。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普罗科夫以党的名义灌输的这种史学思想，其特点是绝对的经济决定主义，对俄罗斯历史的严厉的反民族主义态度，以及在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僵硬框架中对历史的高度抽象的处理。在他的历史视野中，个人仅仅是客观力量的代理人。由于这些因素，特别是因为他踩着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向上爬，他的确是目中无人。普罗科夫的这种态度，象他对异端史学思潮的毫不妥协一样，使他走向了极端。普罗科夫提出，“过去的历史就是今天的政治”，它只不过阶级斗争的一个工具。无所谓客观性。所有科学仅仅是的科学，所以科学家不能不站对立场。普罗科夫认为，俄国在发展上并不曾落在西方后面。这样他就能够证明十月革命是一个自然的进程，同时也反驳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