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化性格(1)(2)
2016-12-14 01:18
导读：建国后，他读了不少马列著作，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却很少，在潜意识中，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仍然是
建国后，他读了不少马列著作，至于经济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却很少，在潜意识中，支配他的思想和行动的仍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例如他根据古籍和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世界，并以此建构了他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早在“五四”新文化滥殇时期，新村主义就对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这种思潮倡导一种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生活。青年毛泽东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庄子的小国寡民与西方思潮交合影响的结果，与毛泽东自幼接受的小农经济社会悠长久远的“大同”、“均贫富”的社会愿望不谋而合。所以在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土地改革后急于实行合作化，接着又不断革命，建立“带有共产主义因素”的人民公社。
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所有制解决以后，要考虑取消薪水制、取消商品、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22年战争（1927年—1949）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人民公社一办起来，人们不约而同地追求供给制，即平均分配制。”在他视察过的河北徐水县随即进行“共产主义试点”，成立“县人民总公社”。社员取消了按劳取酬的工分，干部、职工取消薪金，全县实行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
电影、医疗、丧葬等“十五包”。主观上他是企望当时的五亿农民迅速摆脱贫困，过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丰衣足食的社会主义生活，客观上却使广大农民更加陷入物质极度匮乏的缺食少穿的严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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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现状出发，毛泽东极力主张新文化的大众化，以为只有大众化，新文化才能得以广泛传播。1920年7月31日在《发起文化书社》一文中，他指出：“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这是因为这些新文化大都是文人知识分子们创造的，反映他们的生活体验、社会认识及其理想愿望，并只能为他们所欣赏和了解，与广大农民毫无关系。只有为大多数工农大众所接受、理解，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愿望的文艺和文化，才算是“新”的。
1926年国共合作期间，他曾一度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在这年4月发表在《
政治周报》上的宣传
工作报告中，他特别提出“图画宣传的重要”。认为中国人不识文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能接受国民党的文字宣传，因此“图画完全乃特别重要”。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他又进一步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入手，提出当时的文学创作和传播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的结论。
文化的大众化，说到底，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农民化。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人数量很少，且农民是他们的前身，兵的来源也主要是农民。现代文化史上的有识之士，都注意了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继彭湃之后较早着手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在文化建设中，他一直在努力寻找和建立属于工农大众的新文化。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他为何那样煞费苦心地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强调文艺的普及，强调通俗、生动、活泼的文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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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人的情趣、大本源的追寻与意志的张扬
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融合了农民的自然朴实和知识分子的深邃敏感，这些就构成了他为人处世及其生活作风的两个方面性格特征。他的一生，活得真实而又洒脱。在情感表达方式、日常生活小节方面，毛泽东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他爱其所爱，憎其所憎，绝少掩饰。他吃饭很不讲究，时常只拈就近的菜碟，高兴了，想吃肉了，便来一碗红烧肉。建国后有一年夏天会见越共主席胡志明时，他劝客人脱掉汗衫，而他自己只穿着一件白色衬衣，脚踏一双布制拖鞋，终于胡志明也“袒露着上身。两国领导人于是分坐两张沙发上，开怀畅谈。”这些不拘小节的本色，或许正是毛泽东那亲切真实、平易近人的方面，人们不会在伟人面前感到有压力，这种性格不仅使人感到容易接近，而且使人难于在他面前作假，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他的情绪风格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