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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文化性格(1)

2016-12-14 01:18 在文化渊源上，毛泽东是一位既具有深厚传统又颇为开放的人物。我们既不能因为在他的言行、思想中充斥着大量的传统思想、情感、智慧，而认为他无条件地接受了中国文化遗产；又不能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终身信仰（晚年甚至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而认为他是一个背弃或轻视传统的人物。在他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因素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基本上是位二元并行论者。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信中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而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正是这一看法，决定了青年毛泽东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妄自菲薄的抛弃的态度[2]。所以他在1913年的《讲堂录》中说：“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之本。则二者各有所偏矣”。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而又经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他认为要真正吸取到可资借鉴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西方文化精华，就必须在了解中国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
　　很明显，青年毛泽东这种先中后西、先内而外、先实践再理论的文化创造观念，为他日后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为他日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上的基础。上述认识，一直到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后也没有改变，并提炼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实践—理论—实践”的经典方式。他40年代的《反对党八股》、《新民主主义论》，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莫不如此。但同时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毕竟没有出洋留学，他毕竟最精通的是中国文化，毕竟最熟悉并难摆脱的是产生在小农经济社会土壤上的中国文化传统，他个人的兴趣和他时时批判又常常留恋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和体会，从而多少成为他晚年陷入悲剧冲突的不可忽视的根源。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二　恋农情节与大众文化的追寻
　　毛泽东是位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着割舍不断的恋农情节，其文化性格也无疑与之息息相关，并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性。作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力求创造崭新文化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竭力要用无产阶级的现代思想去影响、教育和改造农民，让他们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但在感情上、气质上，他与中国农民又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2]。
　　他理解农民，了解农民，甚至将之理想化，特别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并开始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的时候，他几乎是无条件地全面肯定农民的一切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方式，无论这些方式是否夹杂着一些传统的消极因素。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中国农民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断然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以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赞赏彭湃同农民一起去拜菩萨，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后来在农村环境的长期武装割据斗争中，也多少熔铸了他那农民本色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心理。而这一特性，又恰恰是中国这块古老文化土壤上从事革命斗争所需要的。
　　重农抑商一直是传统经济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基本政策，先秦的韩非子甚至把商、工之民列为“五蠹”之一，这是小农自然经济结构在观念上的反映。毛泽东对传统“农本工商末”的概念，“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做法，不管是否在理论上承认，但在实践上多少有所继承。尽管毛泽东对商品经济问题也做过不少探索，但总体上说来，他的晚年毕竟几度设想消灭或限制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在农业生产中一味强调粮食自给自足，几乎将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