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1)(2)
2016-12-25 01:13
导读：于是，出于冰心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所接受的教育，她对人生的思考就跟她的艺术一样早慧，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很早就进入了冰心的艺术和
于是，出于冰心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所接受的教育，她对人生的思考就跟她的艺术一样早慧，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很早就进入了冰心的艺术和思想，比如人生就是“虚空”（《超人》），比如宇宙就是“盲触”（《悟》）。尽管有论者王欣先生指出：这些所谓问题小说，不过是中学生作文——
记叙文，而已⑵；也尽管有论者梁锡华指出：“冰心宗教信仰的驳杂：他们出身中上的书香之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大。他们甩不开沉重的儒释道包袱，而又接受多方的新知影响，以致本身的宗教信仰，显得驳杂支离”⑶。他们说的都对。但我更关心的是：经过了近一个百年，我们经历了种种跟文化有关的清算和洗礼（包括新文化运动、普罗文学、文学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们的个人心性却几无多少改变，我们的文化结构乃至语言结构几乎雷打不动，因此：经过了一个百年，从上到下由左至右全面回归传统价值，几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知识分子的苦闷困惑彷徨无计与一个百年前几无多大区别，几乎所有的人生问题就跟当年冰心们所面对的毫无二致，于是终极价值、终极关怀以及种种人生终极性问题等等一度甚嚣尘上，仿佛我们一旦具备有终极意义就真的能够获得人生拯救似的。实际上，所谓终极性意义却未必有着惟一性：所谓上帝的终极，仍然还有道家的终极，以及佛家的终极，即便是原教旨，谈的仍然是终极性的事情。一如茅盾先生在《冰心论》中所云：“一个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不会发芽。”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就是虚无精神：上帝即虚无。“决不允许制造偶像”，它却又无处不在。存在也即虚无——在谈论生存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筹划中的此在虽然也把将来看作先于当下，但将来的大限是死亡，此乃向死而在。因而此在的此时性便获得了存在的绝对意义，也就是突出了此在作为非确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瞬间生成着的，即是领悟着去蔽着筹划着的创造个体。所以它是用终有一死的将来抗拒敞开过去的绵延与遮蔽，为的是实现此在当下瞬时的生命活力使人成为一个自主自决的真实存在，而不是将来即过去亦即传统理性决定的摹本和影子：沉沦……“道”本来也应该是虚无，我们的先人却又把它彻底地“沉沦”化了，因为终于把它跟“天”挂在了一起，跟“气”连接在了一起：所谓天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气，云云。这样一来，一方面直接导致知识不是指向虚无，而是指向无用，然后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实用；另一方面，知识直接跟天命天道形成必然的联系，回过头来直接对具体的个人自由（比如思考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等等）进行种种限制和管制。尽管作为具体的个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总是随时随地地要面临自身的“界限状况”（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等），面对孤独的自我，那么人生的困惑便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人与人的交流中断之后，建立人与神的交流。西方人面对虚无时即便是感到知识论
哲学的不可依托，也仍然要面对上帝的真，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怕”，一种个体精神裂伤意义上的“爱”，一种无辜的负疚，一种深刻的忏悔和自我反思并获得自我拯救的可能。我们呢？面对的存在几千年始终是“圣人”如何如何，然后就是“圣人一出，天下归心”，一个怎么都动摇不得的分疆封吏的官场结构性存在；个人面临的人生困惑或者摆脱困境就是把身心交付自然，自然而然的回归自然的心灵所谓“自由”，然后即便是身在“民间”心也一定是在“庙堂”，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就是一定要把自身的身体“奉献”出去的：奉献给自以为可以委身的“庙堂”的。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从根本上缺乏了真信仰也就缺失了真精神，更遑论知识信仰与科学精神！也即从这个意义上说，冰心先生的个体立场，即便迥异于她同时代的那些思想大师、知识精英、革命者、文化领袖们——因为她痛感人类社会“制度已定，阶级已深，自私和自利”，“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⑸，由此产生烦闷愁苦、悲观厌世甚至走向自杀，她以为“如是种种，均由不爱而来”，因此她反复陈述了“爱的哲学”，以带有宗教底蕴的“自然”和“母亲”证明宇宙人生之爱，等等——也仍然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出于我们自身的人文文化传统以及古代汉语言撒播的乐感文化造就的人文主体，即便是接受了西化教育接受了基督教精神接受了种种新学新知，就像现代汉语言改造现实的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普罗文学一样，常常成了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或者拿着手电筒专门照别人，就是不照自己。因此冰心的“爱的哲学”一如众多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既能找出基督教精神，又能找到佛家思想（如《春水》第一百三十九首：这奔涌的心潮/只索倩《楞严》来壅塞了/无力的人呵！/究竟会悟到空不空么？），又能找到道家的旨趣，比如小说《海上》《月光》以及众多的
诗歌与散文之中，当然后者有更多的泰戈尔痕迹，当然还有卢梭等的自然观：在我看来其所接受的影响更亲近于泰戈尔，卢梭的自然法基础显然并没有为冰心所吸取，所谓浪漫主义的泛神论仍然是基于深厚的东方人文性基础。而儒教经典教义的形象显现更是触目皆是，就像辜鸿铭老先生所曾指出的那样：西方人要人们爱上帝必先要爱其牧师，中国人要人们爱皇帝必要先爱其父母。冰心的“母亲之爱”虽然有浓郁的基督教精神，却也带着极其浓重的儒家精神，在冰心的眼里家国仍然如一体，她爱国家就跟爱母亲一样，以至在她后来的许许多多文章和一系列实际行动当中，几乎便是出于爱母亲那样爱着自己的国家，扩而大之——民族，比如《寄小读者》比如《往事》。最典型的莫过于小说《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假如说周总理的一生只是为人民做了众多应该做的事情，实在不值得全国人民倾注了这么深厚的感情，而应该是假如周总理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就理应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只是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文化原因社会原因更重要的是
政治原因，冰心的感情表达只不过是顺时人之理顺人情成章而已，以至顺理成章到了人们都感觉不到的程度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