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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永远只属于她自己(1)

2016-12-25 01:13 有幸全过程参加了冰心文学第2届研讨会，得以全面摸清了整个冰心研究的基本脉络,从而深深地感觉到：冰心研究涉及了我们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与制度问题，涉及了我们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以及思考进路问题，涉及了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的重新认识问题，涉及了现代汉语写作开拓我们的现代思维问题……等等。而这一届的冰心研究的学术研讨显然有着明显的转向和转机：一是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先生提出的非文本研究价值⑴，二是来自日本的诸位女学者提供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介入了冰心研究，假如说前者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的新思维，那么后者则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三是青年才俊王侃先生的解构思维进入了冰心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个颇为尖锐却又发人深思的问题：冰心不应该进入现当代文学史，或者换句话说，冰心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使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尊荣。实际上，王侃先生的见解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也并非就像我们惯常所见的挖空心思仅仅为了发表“高论”，而是来自已渐渐式微却又余音袅袅的“重写文学史”的使命终结之前的顽强回声，是个体性觉醒之后的文化思想界仍然面临多重话语遮蔽而出现的重建知识主体的困难的曲折回响，比如就有刘再复先生等人对“重写文学史”的不满，并发问：过去的文学史把张爱玲、沈从文遗忘，重写的文学史就应该把“左联”、“十七年”文学排除出去吗？等等。在我看来，这显然并非表面上一般认为的对错问题或者是偏左或偏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总是盲目地相信权威，总是在权威的阴影之下呼唤着一种总体性要求，尤其是在真正缺乏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逻辑认知的前提下，顺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者某种历史必然性，就使我们自己的有效话语表达得无比困难。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王侃先生自己的逻辑认知是应该获得赞赏并当给予坚定的理论支持的，因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宝贵基因可能便存在于这种属于个人的逻辑认知之中。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也便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得以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首先必须忠实于我个人的逻辑认知。然后，本文试图就冰心研究所可能涉及的有关知识与制度的问题、现代汉语写作开拓我们的现代思维问题并适当兼及对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进行重新认识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认真探讨，而对冰心研究的基本学术范式问题以及相关的种种思考进路问题，将在笔者今后陆续展开的冰心研究系列文章中展开。

一、我们的知识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

接着我们必须深入到我们身陷其中几乎不能自拔的本土语境之中。在做冰心研究的时候，显然不能忽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基本文学问题以及基本的文学事实：冰心研究的重大意义直指我们当下文学的现实状况以及文学精神的存在根基，历史选择了冰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隐含了属于我们本土的一种逻辑必然性使然。

当我们重读冰心先生写作于1920年前后的一系列问题小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再次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境遇。比如《两个家庭》比如《去国》，至今读来仍能读出忧愤深沉，尤其是至今知识分子命运没有多大改变，源头在于：语言制度始终不能得以改变。比如，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至今充斥在各个“衙门”包括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高校”，要不整天计较于各种蝇头小利比如种种“待遇”之类，要不满足于在“核心期刊”发几篇文章就为了评个高级职称，或者混足了年头好歹有个“博导”头衔，要不就占据着某个“位置”以便“大名鼎鼎”：至于知识本身倒是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本末倒置地被搁于一边。这样，知识的毫无用处常常使学得了真正的知识掌握了真正的知识的知识分子，空有一腔豪情乃至报国之志，“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谁知回国以后，政府只给他一名差遣员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块钱无功的俸禄”，“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拼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两个家庭》）上班除了喝茶聊天看报纸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还有多少事情可干？要干也只干自己的事情，或者借着公家的工具干自己的事情，还拿着国家的一份俸禄。当然也有为数不少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除了像《去国》的主人公英士那样理想破灭一身的心灰意冷“去国”，或者像韩少功先生回到乡下老家购田造屋、种菜莳苗，像人类学者、小说家潘年英那样对旧体制的彻底绝望宁可采取决裂的方式回到老家黔东南安心养牛，更有的老是把眼睛盯在“礼崩乐坏”上，比如寄希望于“革命”等等。却很少有人追问：我们为什么老是产生这样那样的换汤不换药的社会体制？为什么我们的无论新旧政体以及形成的种种社会控制，总是要扼杀个体性的生机？扼杀创造性的萌芽？扼杀种种个人存在的理由？扼杀知识追求与思想进步的可能性？除了隋唐科举以来的读书做官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毒害，而今甚至有人在看到世袭子弟纷纷当官的现实反而去对科举选拔人才制度褒扬有加，反而提出科举废除之后我们新兴学堂来不及为社会输送人才才导致了严重后果，就是不想想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知识制度的痼疾究竟在哪！恰恰是由于我们有着如此顽固而又柔韧阴性再生能力极强的种种知识制度，才怎么倒腾怎么造反怎么革命，最终导致的社会制度方式和社会控制方式如出一辙，根本就很少可能给个体生命与个体创造提供起码的环境和土壤。因此，“英士却拿着悲凉恳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说：‘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时候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现在所遇见的这个中国，那就好了！’”重读到此，不能不悲从中来：这可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最低基准却又始终不得以实现的希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