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1)(2)
2017-01-03 01:04
导读：当然, 文学理论背后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干预并非平均数。“失语症”之说表明, 文学理论的民族属性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筹码。换言之, 重要的不仅是理
当然, 文学理论背后一系列问题产生的干预并非平均数。“失语症”之说表明, 文学理论的民族属性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的筹码。换言之, 重要的不仅是理论家说了些什么, 而且, 还要识别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理论家说的。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课堂教学, 不同民族的理论家享有不同的威望。这是知识形式掩盖的不平等。谈到民族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时, 萨义德犀利地指出: “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③。这时, 知识生产的背后隐含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抗衡,并且与地缘
政治产生复杂联系。有霸权当然就有反抗。于是, 人们开始从历史溯源之中找回民族主义主题, 并且因此期待传统文化重新介入现今的知识生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试图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赢得席位。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然而, 这种文化诉求并非天然的冲动; 许多人肯定记得, 这种文化诉求曾经埋没了很长时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民族是一个暧昧的问题, 传统文化扮演的是另一种相反的角色——文学理论曾经把摆脱传统文化作为成人礼。哪些历史因素的合谋重新抬出了“民族”的主题? 传统文化被赋予哪些前所未有的价值? 这种演变的背后隐藏了哪些特殊的历史脉胳? 只有将文学理论置于现代性话语的巨大矩阵中予以考察, 种种错综交织的关系才会清晰地浮现。
二
“现代性”是一个庞大的超级问题。一大批重量级的理论家正在围绕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历史分期, 文化特征, 社会制度,
美学, 思想理念, 社会财富总量, 报刊杂志, 空间的重新分割, 新的时间感, 知识范式的转移——现代性正在许多领域得到分门别类的考察。不言而喻, “现代性”这个概念表示了某种断裂: 仿佛由于一个基本的转型, 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一下子退到了远方。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驶出了地平线。显然, 人们不可能将16 世纪或者17 世纪的某一天划定为“现代性”的诞辰,琐碎的日常细节看不出一个巨大的历史跳跃。实际上, 人们更多地是从历史叙述之中认识到“现代性”的分界。甚至可以说, 理论家的叙述有意将“现代性”隔离出来, 有意强调一种全新的感觉,从而与传统社会拉开明显的距离。一套现代观念体系正是在这种叙述之中逐渐清晰, 形成了“现代性”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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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现代性话语的深刻意义。可是, 考察现代性话语的构成时, 有必要事先划分两种不同类别的现代社会发生学——“先发”的现代社会与“后发”的现代社会: “前者以英、美、法等国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 世纪就开始起步; 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 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 世纪才开始起步; 最初的诱因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④。中国的现代性显然属于第二个版本。迄今为止, 欧洲优越或者欧洲先行之类观点正在遭到愈来愈多的挑战——愈来愈多的人指出了欧洲现代化与殖民主义掠夺的关系⑤。这是西方现代性扩张的典型方式, 中国的巨大版图终于纳入了大炮的射程。凶狠的挑战惊醒了古老的帝国, 辫子、裹脚和大刀、符咒无法继续维系人们的信心。几经反复,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强大能量。然而, 他们的现代性想象、预期和规划不得不以第一类型现代化国家为蓝本。这时, 流行的现代性话语多半是借来的理论。如果改变一下萨义德式透视的方向, 人们可以看出, 这些现代性话语也为发展中国家建构了一个所谓的“西方”。从声光化电、奇技淫巧、船坚炮利到发达的现代化国家, 西方的形象逐渐定型。驼鸟政策走到了尽头之后,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一个合理的调节。因此, 现代性话语之中大量的西方概念并没有产生严重的危机。正如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所言: “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 况西洋之学术骏骏而入中国, 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尽管王国维对于严复的翻译不无微辞, 他还是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描述了《天演论》出现之后的一时盛况: “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 比之佛典, 其殆摄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 嗣是之后, ‘达尔文’、‘斯宾塞’之名, 腾于众人之口; ‘物竞天择’之语, 见于通俗之文”⑥。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理论家对于西方概念已经司空见惯。这些概念开始从各个方面主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感觉、形容和表述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