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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1)

2017-01-03 01:04 一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失语症”一词突然频繁出现于文学理论之中。某种潜伏已久的不安终于明朗——人们使用这个神经病理学概念隐喻一个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文学理论喑哑无言。相当长的时间里, 理论家只能娴熟地操纵一套又一套西方文学理论概念系统, 人们听不到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他们那里,“传统”是一个贬义词,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遗产, 一脉相承的民族文化嘎然而止。这无疑表明了巨大的文化危机——一个民族正在丧失内涵。这种情况还能延续下去吗? 一批理论家忧心忡忡的警告不绝于耳①。
可是, 另一些理论家对于上述警告不以为然。他们觉得, 这些情绪化的表述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东西文化之争业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而且还将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每隔一段时间, 一些不甘寂寞的复古主义者就会再度露面, 慷慨地陈述一些大同小异的理论。由于过分的文化恐慌, “失语”云云甚至没顾得上详细地论证, 为什么必须对西方文学理论如此反感? ——为什么化学、医学或者生物学没有发生相似的敌意? 文学理论怎么啦?
何谓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是一种阐释文学的知识。文学理论利用一系列概念、范畴分析和概括文学, 并且从一批具体的文本解读之中提炼出普适性的命题。通常, 阐释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功能, 阐释的有效程度决定了某一个学派文学理论的意义及其价值。有趣的是, 抱怨文学理论“失语症”的不少理论家奇怪地忽略了这个问题。他们的苦恼是找不到文学理论的民族渊源, 而不是因为阐释的困难或者无效而抵制西方文学理论话语。这种疏漏没有发现一个隐蔽的逻辑脱节: 人们又有哪些必然的理由断定, 一个民族的文学只能与本土的文学理论互为表里? 事实上, 前者隐含的问题不一定与后者的阐释范围完全重合; 某些时候, 二者甚至相距甚远。相反, 异域的理论跨越海关而在另一块大陆大显身手, 这种现象在理论史上屡见不鲜。恐怕无法否认, 相对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者“意识流”, 王蒙、莫言、余华、张贤亮、残雪们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例如“道”、“气”、“风骨”、“神韵”——的隔膜可能更大一些。理性的分析承认,选择或者放弃某一种文学理论, 阐释的有效与否远比理论家的族裔重要。然而, 更多的时候, 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民族渊源视为阐释效力的前提。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逻辑脱节是, 本土的文学理论往往被含糊其辞地表述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我曾经提到导致这种混淆的复杂纠葛: “古老的民族自尊心与崭新的‘后殖民’理论共同支持这样的结论: 本土的理论更适合于阐释本土的事实; 然而,人们没有理由任意将‘本土的理论’偷换为‘传统理论’——本土与异域、古代与现代两对矛盾互相重叠的时候, 这样的偷换尤其容易发生”②。作为这种混淆的后果, 传统文化时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民族的象征。然而, 这并非一个无须论证的问题:诊治“失语症”的秘方肯定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吗?
鉴于以上理由, 我一直不想轻易地附和“失语症”之说。然而, 晚近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失语症”之说产生的巨大效果表明, 仅仅考察逻辑的脱节无法释除众多响应者的强烈情绪。理论家的民族身份产生的意义可能比预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不可轻视的症结。事实表明, 认可一种知识不仅意味了肯定一种观点, 同时还必须认可一种知识生产机制——理论家的族裔被当成了生产机制的组成部分。族裔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显然, 这个事实的发现源于一种愈来愈多的人承认的观念: 知识的生产时常以复杂的方式与意识形态互动, 真理的表述时常遭受利益关系的隐蔽干扰。这即是福柯揭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仅仅证明某一个文学命题的阐释效力是不够的。人们不得不介入文学理论背后的一系列问题: 谁是这种理论的生产者? 他们拥有哪一种级别的权威? 这种理论使用哪一个民族的语言? 这种理论以哪一种形态呈现出来——一个思辨的体系还是零散的札记? 谁负责认定理论的价值? 谁是这些理论的消费者——一个严谨的教授,一个天才的作家, 一个任性的解释者, 还是一个鹦鹉学舌的异族理论家? 人们至少还必须承认, 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决定一种理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