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1)(3)
2017-01-03 01:04
导读：近现代以来, 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小小部落。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 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
近现代以来, 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并且成为其中的一个小小部落。这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 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 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个意义上, 个人主义,自我, 启蒙, 国家与革命, 意识形态, 现实主义,大众, 人民性, 阶级, 主体, 民族文化——诸如此类与现代性话语有关的概念术语涌入文学理论, 相继成为论述文学的关键词。为了容纳这些概念术语, 有效地与西方对话, 文学理论不得不改变了传统的表述形式, 加大分析、思辨和抽象推导的分量。理论体系逐渐成为常规形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这是文学理论进入现代性话语的标志。也就是在这个时刻,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迅速地衰竭了。
通常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现今的不少理论家倾向于认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存在一个潜在体系, 其中包括了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以及文学的基本解释。尽管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这个体系相当危险, 但是, 人们还是可以将“诗言志”视为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命题。这个开创性的命题提出之后, “志”逐渐演变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从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到“思无邪”、“温柔敦厚”、“发乎情, 止乎礼义”, 儒家经典的很大一部分即是对于“志”的规范。《毛诗序》云: “先王以是经夫妇, 成孝敬, 厚人伦, 美教化, 移风俗”。这与唐宋古文运动的“文以明道”、“文以载道”遥相呼应。当然,“诗缘情”也在这个体系中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沧浪诗话》断言: “诗者, 吟咏情性也。”这似乎带有更多浪漫主义式的内心抒发。由于庄禅思想的影响, 不少诗人的内心体验玄妙难言, 品味精微。意境、滋味、炼字炼句均是这个命题的派生物。然而, 在许多正统的理论家看来, 如果“诗缘情”不是归属于“诗言志”, 那么, 各种佳辞妙句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文章不是游荡于青楼的落魄文人搬弄是非的游戏,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诗缘情”无法企及这个伟业。因此, “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正宗, 并且与宇宙、自然、社会、历史的解释相互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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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话语的迅猛冲击导致儒家经典的溃决。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庞然大物生硬地塞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志”或者“道”所依存的理论系统突然丧失了阐释能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精神崛起之后, 新的宇宙观、社会观赫然登场。儒家经典无法继续对现实的重大问题发言,也无法给文学定位。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衰落的主要原因。洋枪洋炮面前, 平平仄仄的工稳对仗又有什么用? 蒸汽机、铁道和远洋轮船正在架设一个新的空间, “文以气为主”或者“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又证明了什么? 大机器生产驱走了诸如枯藤、落叶、斜峰夕阳、孤舟野渡这些农业文明的意象, 空灵悠远的小令和一唱三叹的古风嵌不进钢铁世界。文学还能做些什么? 新文学在崛起吗? 文学理论不能不感到惶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以诗学、词学、文章学为主体, 这些知识处理不了现代性话语之中隐含的一系列复杂内涵。
理论的无能甚至引起了更为严厉的质疑: 文学理论是否有必要存在? 战乱频仍, 危机四伏, 国恨家愁, 广袤的大地甚至已经搁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然而, 一些人还在那里研究吟风弄月、模山范水的文字, 这究竟有什么用⑧ ? 释除这种质疑的唯一办法是, 重新证明文学理论具有不可代替的分量。换言之, 文学理论的意义是重新发现文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更为具体地说, 发现文学对于大众觉悟所具有的意义。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即是在这个时刻应声而出。梁启超指出,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他描述了小说的“熏、浸、刺、提”四种撼动人们意志的力量, 得出了“可爱哉小说! 可畏哉小说”的结论。因此,“今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⑨。这不仅是孔子“兴、观、群、怨”之说的复活, 同时, 这是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新生。梁启超证明, 文学提供的悲欢不是一己之情,文学产生的美感可以成为强大的社会动员。文学是一柄双刃剑, 可能是封闭社会的保守意识形态, 也可能是改革社会的利器。因此, 文学理论的使命即是, 把文学改造成现代社会的呐喊者。梁启超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这同时表明了文学理论向叙事文类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