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秩序与历史变迁(1)(3)
2017-01-08 01:08
导读：新秩序是历史走向新阶段发展的前提，建立新的秩序是当今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前提。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地方性”日益消失在“世
新秩序是历史走向新阶段发展的前提，建立新的秩序是当今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前提。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地方性”日益消失在“世界性”之中。“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问题都联系着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都联系着其他地方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依然是一个“没有世界观”（noworld-view）的“世界”――即没有世界眼光，没有属于世界整体的世界利益、世界制度和世界秩序。我们的时代，虽然个人的、地域的或民族的东西日益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然而能够整合不同利益的“精神”、“制度”和“价值意义”上的世界并不存在。这种矛盾的现状，实质上暗示着一种能够给历史在其未来提供发展出路的新秩序的雏形。帝国秩序的局限性，本身蕴涵着克服这种局限性的方法。在赵汀阳先生看来，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在思考或许可能的世界制度的问题上”，“天下模式至少在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具有哲学和
伦理学的优势（virtue）”，在“反思世界性利益”方面“具有世界尺度”，是一个“冲突最小化”而“有利于保证世界文化知识生态”的模式。[9]然而，“天下”模式毕竟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帝国的实践”，直到今天仍然是“缺乏足够的实际条件”的“关于世界制度的初步理论准备”，这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0]显然，世界性利益不能仅仅是观念，而且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利益。从观念到利益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弥合这条裂缝的条件显然得从“理念”以外的现实世界中去寻找。那末，未来新的国际秩序应当是什么呢？中国伟大战略家邓小平已经预言到在帝国之后，世界将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邓小平于1984年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1]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乃是后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虽然由于人类至今仍未彻底地消耗掉“帝国”这一旧时代馈赠予我们人类社会的遗产，使得和平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在现时代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是随着帝国秩序的瓦解，新秩序的建立世界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进程。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对秩序的主观把握是历史发展的观念向度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尊君的社会，自夏商迄明清，王权一直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君、家、国一体的君主专制政体使帝王成为国家的占有者和社会的主宰，由此产生了人们对君权的崇拜。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政治文化，一言以蔽之，即尊君。历史发展的这种状况已沉淀在丰富的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之中，观念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轨迹体现了历史主体运作历史的自觉意识的不断觉醒。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2]显然，这是一种历史的价值观，强调了名实关系、名分地位、言行规范、制度准则等不同层面的秩序内涵与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这种历史的价值观还强调了历史的存在方式就是发挥稳定性的社会秩序对无序和混乱的整合作用，使偏离、违背或反历史的现状归于历史。在规范和秩序的整合中，让社会上各阶级、阶层依据一定的社会地位（名分）行事，从而让整个社会达到“天下有道”的历史境地。自孔子以来，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系统性、理论性、权威性、深层性地发展与积淀，为新秩序观的产生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奴隶制文化给先秦改革家们的“阻抗值”。[13]思想家们是以批判旧秩序展望新秩序来重建新时代的历史的。龚自珍主张“逆”社会；洪秀全提出光明世界代替黑暗统治；章炳麟指出中国必须由封建社会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必须批判神权、皇权和儒学；康有为提出建立无九界的“大同之世”，主张采用“托古改制”的访求来实现两种文明的新旧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