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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反思与“前苏联体系”问题(1)

2017-01-06 01:02 【内容提要】
上世纪50年代引进的苏联文学理论，在80年代受到了全面清算。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学者在不断清理、继承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面向世界，探讨前沿问题，沟通中外古今，形成了有我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由于当今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媒体、资本共谋制造文学时尚，文学功能的粗俗化，价值失范，文学理论确实严重滞后，但并非由于什么“前苏联体系”所致。文化研究为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难以替代文学理论。至于说文学理论已经从文化研究中取得了“后现代真经”，一派光昌流丽景象，并要我们在很长时期内学深、学透这部真经，这可能会把人文科学标准化、“麦当劳化”了。 有关文学理论问题的争论当今文学理论所引起的争论，已大大超出文学理论本身的范围。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发达国家的“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文学的终结”，以及经济、文化全球化、一体化的理论著述和思想观点，对我们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这些问题涉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定位，对社会文化的定性，文学终结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文学研究是否可以为文化研究替代，科技信息、媒体中介、资本市场对文化、文学的影响，是否出现了物的、身体享乐的快感美学，美学的精神提升一定会被替代等等。在对待这些问题上，国内学术界是存在分歧的。由于涉及的问题都很大，本文作者自知力有未逮，所以 只能就事论事，讨论文学理论问题。20世纪末，西方的文化研究与批评理论移植日多。人们对文化研究、批评理论在国外特别在美国流行、实践的真实情况，也开始有所了解和介绍。在美国批评界与一些高校的英语系，自移植进了文化批评之后，就开始出现所谓逃避文学、取消文学课程的现象，文学理论自然更不值一提了，课堂上大谈某些社会文化现象，就算是讨论了文学理论，这显然把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泛化为各种文化现象的教学了。关于这点，本文作者、盛宁先生与余虹先生的文章都有介绍或论及 ① 。世纪之交，在我国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学者就我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问题、西方社会信息科技、图像艺术的兴起，以及美国学界出现的文学终结理论与美国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的衰落情况，做了一些评述与讨论。根据这一情况，我国一些学者就上述问题对照文学、文学理论发展现状，委婉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② 。但是有的学者几次提出，这类争论是由于中国学者错误地理解了外国学者的观点所致，所以对话“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 ③ 。其实，中国学者并未错误理解外国同行。米勒先生研究文学有几十年时间，但他的文章常有相反的暧昧的含义。他近期的演说与文章，的确传达出了图像时代文学研究难以为继的信息 ④ ，而且是文章的主调，接着又说文学研究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所以才有中国学者的不同意见。最近米勒先生又说:“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 ⑤ ，音调又有些不同了，而且安全感又成了主调。由此看来，我们要对外国学者的话题随时跟着说，才有可能站到“同一层面上”进行对话，但这样做，确实让一些中国学者太忙活了!这几年来，我国的文化批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了专门刊物《文化研究》，也有了网络版的《文化研究》，一些很有实力的中年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纷纷转向了文化批评与研究。目前来说，我国文学理论界的队伍太大了，这和学科的设置有关，实际上可以分出很大部分的学者进行文化研究，去开辟宽阔的文化领域。但是认为对文学理论发生影响，最终要以泛文化批评、“后现代真经”来改造文学理论研究，暴露出了文学理论自身潜在的深刻矛盾，酿成了对文学理论的新的冲击和危机，则是近一两年内的事。这是从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开始的。文艺学的现代性反思，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并且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本世纪初，有学者指出了当今大学文学理论课程的种种弊端，并就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本质主义等问题进行了论争 ⑥ 。2002年《文艺研究》发表了《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和《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 ——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这两篇文章，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文化研究在美国学界发生的过程与命运，但它们的出发点、想要说明的问题、希望从美国的文化研究中接受一些什么、借鉴一些什么，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文艺争鸣》2003年第6期连刊八篇文章，都是讨论文化研究和文艺学的关系，大都认为文艺学已不适应当前文化发展的需求，而必须迅速越界、扩容，原因在于:“与西方社会相似，当今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导致各种学科的边界正发生变化乃至消失。文艺学的越界与扩容，就是要把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包含的种种文化生活现象甚至包括物质文化的设施，都扩入文艺学的研究，并且改变文学理论原有一些专门术语的内涵，提出在视像与消费生产的影响下，出现了美学、文学理论的新命题，宣告要以物的、身体的充分享乐、视像消费与生产引发的快感高潮的新美学替代精神美学的美学原则等等。紧接着《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栏目下，又刊出了一组论文，其中有的论文重申了上述观点，有的提出改造文学理论的新方案，有的则对近20年的我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提出了由于我们已经有了“从文化研究那里取得后现代真经的文艺学”，所以目前已是一派光昌流丽的景象。网络版的“文化研究”同时刊出了一些文章，继续发表这类讨论的文章。2004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共同组织“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研讨会”，不同意见的学者在会上互有交锋。6月中旬，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与一些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理论国际研讨会，就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特别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上不同观点纷呈，意见分歧突出。6月24日和7月1日，《社会科学报》和《文艺报》刊出了有关会议报道，说会上大多数学者主张文学理论应积极回应当下现实，拓展边界，这是真实的;但说中外学者多次指出“文学理论死了”，大多数学者同意文学理论应“向具有‘文学性'因素或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和作品开放，应将大众文化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但不能对其作纯粹的审美和道德判断，而要对其进行历史的、文化的批判，进行价值干预”等等。这里说的“大多数”，其实只是主张以泛文化批评替代文学理论的部分学者;而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则反应十分强烈，认为以泛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这是文学理论的内爆与分裂，文学理论在自己打倒自己，自己否定自己;就像美国有的大学将文化研究引入课堂后，使文学课程与文学理论走向了自身的消解。不久，《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刊出了鲁枢元的争鸣文章，同期的《河北学刊》发表了童庆炳等人的文章进行论辩;随后《江西社会科学》也刊出了一组文章，就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进行商榷与探讨，《文艺报》也发表了这类争论文章。文学理论就学科本身来说，在内容上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易变性，在理论范畴的阐释上具有多义性，在理论范畴的发展上具有较大的延展性，在其资源支持上又不如文学史、文学批评有着坚实的史料可以依循，而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具有不断变化、丰富的特性。当文化思想发生变革、追问学科设置的合理性而形成压力时，文学理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是很自然的了。原本相互依存、互为支持而并不矛盾的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从相对的稳定状态进入了不稳定状态，同时由于后现代文化批评的固有的包容式的替代性而引起的争 论，就此展开，而大大活跃了学术气氛。提出的问题很多，下面主要讨论当今文学理论性质和“后现代真经”问题。当今文学理论还是“前苏联体系”吗?批评文章说，现在“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几乎无人理睬了。原因是“当今的文艺学体系来自前苏联，文艺学学科所以具有基础性理论的地位，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炼的结果”;“当年从前苏联那里获得的体系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诸如文艺的本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民族性及历史发展规律、文艺本身的艺术形式及规律等等命题无疑都是十分重要，迄今为止还都在以各种方式支配着文学艺术的阐释”，但这些命题、术语在今天看来，已经疲惫不堪，了无新意，必须反思它的“真理性与作为前提的权威性”等。文章进一步说，即使文艺学由老马转向西马，但西马文论与后结构主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同样没有逃脱‘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就这点而言，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沉浸于其中的西方理论与批评，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半步，只换了一个角度，它偏离了文艺学的根基，也不过是偏离了前苏联的传统。现在另辟蹊径却接上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如此看来，文艺学也并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走火入魔”，而柏林墙的倒塌，竟也未能使我国的“文艺学”走入“历史的终结”的轨道，只是不得不重振旗鼓而已 ⑦ 。文章也涉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因此这一评论不仅是针对大学课堂文学理论而言，而且也是针对一般文学理论而说的。那么，近20年来我国大学教学方面的文艺学即文学理论，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否还是“前苏联体系”?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于文学理论教学的责难，在一定程度上我是同意的。80年代前，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并占有统治地位，那时的文学评论霸气十足，这学风一直延续到80年代少数人那里。它以不容争辩的绝对真理的预设性、不可动摇的话语的独断性、先验假设的绝对正确性来界定有关文学的基本观念，显示了极强的本质主义倾向，和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性而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教本，受到当时两种编写于60年代的《文学概论》和《文学基本原理》的影响，是留有旧有痕迹的。而后来二十年间，凡有能力编写文学理论教材的大学老师，都出版了这类著作。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景观:同一个学科、同一个论题，有几十乃至上百的人在编写、出书。编写者的知识结构、背景又大致相同，这就导致编写出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在理论上极少创意，出现了由于不同理论板块的排列组合而呈现出整体的大同小异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命题、几个核心观点，由于相互重复、缺乏原创精神而表现得疲惫不堪，这种情况确是存在的。而且文学理论作为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要让学生接受这些概念体系也多有难处，主要是学生刚从中学进入大学，阅读文学作品不多，文学感性知识积累甚少，审美体悟能力不强，而在课堂上却是一堆一堆概念，这自然会使他们兴趣索然。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今天实利主义盛行的年代，学生听讲课程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实惠，最好在他们一出校门，这些课程就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因此即使听讲经济学这样的课程，据报道也是听微观经济学的为多。而人文学科很难直接转化为财富，理论课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作为局外人，也是可以想象这类课程教学的艰辛。当然这类课程成功 的例子也是不少的，那多半是从具体作品出发，从学生感性体验的积累入手，老师倾心投入，对教材内容有所取舍所致。如果说，在文学理论中存在一个“前苏联体系”，我认为主要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比如2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学者、作家不断介绍苏联的和日本的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艺术理论、文学理论，其中由日本学者的著述翻译成中文的尤其多。1930年出版的顾凤城《新兴文学概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观，此书相当系统地论及了文学的阶级性、唯物史观、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文学批评标准等，但当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是一个很有朝气、潜力的派别，此外还有其他文学理论、批评派别。1937年，以群翻译出版了前苏联学者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此书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称做新现实主义，也没有什么发挥。只是到了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我国邀请苏联文学理论学者来华讲课，出版了他们的几部讲稿和著作译本，我国学者也自行编写了一批文学理论教材之后，一个文学理论的“前苏联体系”才在我国流行 ⑧ 。至于在文学批评界，我国的文学思想较之前苏联体系，实际更“激进”、“革命”、体系化得多。这种“前苏联体系”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学本质的阐释上，它的出发点是哲学认识论，即把文学视为一种认识、意识形态，把文学的根本功能首先界定为认识作用，依次推下去为教育作用，再转而引申为阶级斗争教育、阶级斗争工具，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学自身最具有本质性的审美特性，反而被视为从属性的东西。这一理论体系的关键词主要有:认识、形象、典型、意识形态、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斗争与阶级性、党性、人民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至于对其他因素的论述，不同学派的文学概论大同小异，只是深浅不同而已。80年代以后，我国文学理论在各种论争中一直在批判、清算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自然也包括这种“前苏联体系”。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观念进行反思，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采取较为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强调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具体性、多样性、开放性，认为文学不仅仅是认识，虽然其认识作用不能否定。这十多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广纳百家，大量引进了西方各种哲学、文化、文学理论思潮，并在介绍西方众多学派的理论时，加深了对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多方面地吸收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并吸纳了古代文论中的有用成分，而改造了文学理论。那些原来不适合于阐明文学普遍性的观点，一些文学概论早就不提了。对于一些可以接受、继续使用的观点，则进行了合理的界说与必要的肯定，而不是笼统的全部否定。因此在文学理论观念体系上、方法上、结构上，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逐渐形成了开放的理论构架，在重大问题的阐释上，与“前苏联体系”是完全不同的，这大体适应了当前文学发展的水平。20世纪西方的反本质主义哲学思想，现在我国相当流行，它将对事物的本质研究与本质主义混在一起，使文论界纷纷指责对于文学本质的研究。事物的本质是其自身的规定性，是客观的存在，研究事物本质是了解事物的基本态度，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适应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本质主义则是一种僵死的、脱离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规定。探讨问题本质，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是并行不悖的。本质问题需要置于事物相互关系之中进行宏观的、综合的、比较的研究，具体现象则要进行个别的、微观的深入。总体的把握可以了解事物的根本特征与理路，对于具体问题探幽发微，可以揭示 现象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比如关于文学的认识，都明白:“文学肯定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必须从共时和历时这两种角度加以确定……不是要放弃给文学下定义的任何努力，而是在给文学下定义之时必须估计到这样的事实:某些文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曾被看作为文学，而换了另外的时间和地点，就不被看作文学了” ⑨ 。就我国文学本质研究来说，现在出现了从主体论、心理学、语言论、象征论、生产论、活动论、现象学、甚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审美意识形态论等多种界说文学本质的著作。因此只要收敛一些偏见，了解我们现今文学理论中所阐释的文学观念，以及对多种文学观念的多种介绍与评价，对西方文学理论中有价值成分的吸收消化与运用，然后拿出50年代出版的苏联文学理论译本，或是在苏联文学理论严重影响下编写的文学概论著作，做个简单的比较，那么，怎么能够说现今的文学理论还是什么“前苏联体系”呢?这种评价在80年代初是符合实际的，移到21世纪，就形成时空的错位了。因此，不能不加分辨，以为只要贴上“前苏联体系”，就可以一箭封喉，致对方于死地了!文学理论课程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它主要是传授关于文学的一定的知识，概述有关文学的总体发展，所以在对象的阐述上要求具有公认的普遍性，在知识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理论上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在接受上具有多种启发性。由于它的理论观念为大学教学体制所规定，所以一般总受到这一体制的影响。在理论的认识和审美判断的共识上，与体制的规定之间，有时可能一致，有时可能发生矛盾。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又要面对变幻多端的文学现实，需要面向世界，面向理论前沿，需要加强问题意识，不断更新自己的内容，扩大它的边界。就说理论面对的文学创作吧。文学创作发生激变是一种常态，在创作中出现了新的潮流，一种思潮替代了另一种思潮。新的文学体裁出现了，过去不受重视的体裁或文体，现在得到飞速的发展。如现在出现的摄影文学，作为具有文学、摄影双重审美特性、沟通时空的新的文学体裁，与过去单纯的文学体裁与摄影艺术，就不能同日而语。又如网络文学、影视文学、大众文学、图像艺术、甚至手机文学，有的过去不被重视，有的是随着科技、信息技术的普遍化而产生的。对于这些新的文学现象，文学理论无疑应当积极加以研究，并把其中较为稳定的因素吸收进去，充实自己的内容，扩大自己的边界，更新原有的知识，进行观念的创新。目前大学教学使用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不能及时地用来阐明当前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而落后于现实，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这是由于在当今实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创作自由度加大，相当部分写作变为欲望写作、私人化写作，而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大大地逸出了原有的规范;同时当今资本、批评与媒体共同制造文学时尚，进行集团式的高额有偿批评，进一步使原有的社会价值原则失范，评价体制紊乱与瓦解。文学时尚具有新颖的特征与面貌，并且还在进一步的演变之中，所以文学理论对于这些刚刚出现的新的文学现象，难以及时地、确切地、恰如其分地形成一些比较普遍认同的理论原则来，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性。在这种情况下，探讨这些新的文学现象，需要做出迅速反应的，最好是正派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可以追踪这些新出现的现象，利用多种不同的批评原则，来揭示它们的丰富性、多样性，及时讨论、阐述它们，甚至进行争论。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在对待众多复杂而新鲜的文学现象上，较之文学批评，相对地要滞后得多。但是当今的文学批 评，相当部分与媒体、有偿报酬联姻狂欢，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反思性与批判性，很难为文学理论提供理论素材。而文学理论对于从文学现象出发到观念的提炼与形成，又需要一个比较各种评论得失的过程，一个扬弃与积淀的过程。所以，难以指望从刚刚出现的文学现象中，就能概括出一些普适性原则，马上写进文学理论教材。对于一些正走红的文学作品与热闹的文学现象，确实有个辨别过程，辨玉需待七日期。从文学整体发展来看，相当部分的作品和文学现象，很可能是一堆文化垃圾、文化泡沫;它们有时为某个批评群体所津津乐道，以为新的东西就是文学的先锋现象。或是一些批评怀着反复无常的偏见与过量的热情，今天这样评述，明天那样论评，把一些合乎他们口味的作品与文学现象，塞进自己从西方某个大师那里搬来的某个哲学观念之中，然后在这个框架里像揉捏面团一样揉来揉去，挤弄出一堆自以为得意的时髦话语来，而不顾说得前后自相矛盾。对于不赞成的观念，他们则进行尖刻的抨击，还颇能赢得一些尚未进入文学大门的天真青少年听众的哄笑声。但事过境迁，这类批评却并未留下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它们同样成了泡沫，这种现象近20年来并不少见。像这类浮躁的、应景式的，好像是一个生手翻译的批评话语汇集，怎么能一下就进入文学理论课程呢!有的批评使用先锋批评话语，可能对某些作品说得头头是道，但这仅仅是文学中的一小部分现象而已，对于大量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这种批评话语就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了。一是可能自以为站在当今西方某种批评的“高度”，对它所不喜欢的并非前卫作品不屑一顾;另一是可能无能为力，根本无法搬用某个西方的观念，对那些不熟悉的作品从概念演绎到理论演绎，并表现出一种高傲的蔑视来。这类批评一开口，就只有少数同好懂得的那些话语:“存在、神话、当下、在场、向度”，等等，从观念到观念，并以此为时尚，因此被当今有的批评家讥刺为“硬化了”的、“塑料化了” ⑩ 的评论，也自在情理之中。其实，不少使用非先锋批评话语来评论文学作品，而且很有成就的也大有人在。在这类批评家中间，年青的、中年的、年长的都有。他们的文风要明快得多，理论概括力要深刻得多，即使面对话语多义的文本，审美价值判断也要明确得多。在当今多元对话的时代，不宜标举一种单个的声音而惟我独尊，要考虑到当今是杂语共鸣的时代。说到在媒体、新术语面前显得六神无主、无所适从的人，那确实还是不少的。这主要恐怕是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在文化批评的大力造势下，在把文化批评与文学理论搅浑、纷纷嚷嚷的氛围中，觉得晕头转向的人，是那些在媒体阵阵炒作中又见新风袭来、不免又恐赶不上趟的人。对于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如果把它说成是属于“前苏联体系”，我以为更是相当偏颇的。所谓“前苏联体系”，如前所说，大概就是指经济决定论，文艺本质论，文艺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等一套吧。就拿经济决定论来说，过去在解释这一观点时，不少人确实把它绝对化了。在文学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少中介因素，它们是隐蔽地、曲折地相互反映的，文学问题直接从经济中去寻找动因，结果把问题庸俗化了，当然经济条件在文学发展中又是不可低估的因素。但是现在哪些学者在提倡这种理论呢!詹姆逊提出，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是文学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相应地是现代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是后现代主义，不仅是经济，还有信息技术起着决定作用。可是没有听说哪位先锋学者把这类观点当作经济决定论的， 倒是他们经常引用这类观点，并作为文化批评的出发点。又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去搞到文学从属于政治而被引入了极左的政治的死胡同。80年代由于文学理论中内在研究的兴起，使得文学与政治算是“离了婚”了。90年代到现在呢?如前所述，现今文化批评通过自己的各种话语，可以积极地介入政治，扩大了话语的自由度，可以使用西方学者的文化批评话语，操演自己的政治观念，与权力共享了政治话语的资源，虽然明显地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等级关系，不同的政治观点也难免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便抛弃了文学与政治无关的观点，倒是铁定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了。非课堂的文学理论，在研究范围上要宽阔得多、自由得多。近20年来，文学理论研究广泛地探讨了与文学创作实践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理论自身的建设问题，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有基础理论问题的拓展，有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入，有外国文论的大规模译介与运用，有多种文论综合性的探讨。再具体些，有一类是过去曾经讨论过、在新时期重新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文学与人道主义、人性、共同美、形象思维的关系问题;有文学和政治关系、文学的典型性、真实性问题;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所谓“两结合”问题等，这在讨论的理论深度上，是过去难以比拟的，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的偏颇。此外，还有一类是面对新的文学实践提出来的新问题，如文艺美学研究、文学理论的新方法研究、现代主义、“自我表现”、文学主体性、文学审美特征、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象征论、文学艺术生产论、文学心理学、文学文体研究、文学语言研究、文学修辞研究、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和各种问题研究、古代文论现代转化问题、大众文学、文学雅俗问题、文学与人文精神、文学的新理性精神、文学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生态文艺学、网络文艺研究、后现代主义文论、文化诗学、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11 问题，等等。这类问题的讨论深度不一，意见有异，但都属新的理论探索，并且是近20年来文学理论的主流，怎么可以算入“前苏联体系”的文学理论呢?这类文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实际上综合了中外多种不同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它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并未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使文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应有的宽广与多样性来。20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继承老一辈学者的传统，尝试中外古今的融会，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论著。比如，童庆炳的《文学审美特征论》，孙绍振的《美的结构》，朱立元的《理解与对话》，王元骧的《探寻综合创造之路》，陆贵山的《人论与文学》，敏泽、党圣元的《文学价值论》，王岳川的《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王先霈的《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饶 子的《比较诗学》，高楠的《艺术的生存意蕴》，杜书瀛的《文学创作论》，李衍柱的《路与灯》，王向峰的《美的艺术显形》，畅广元的《主体论文艺学》，陈传才的《审美实践文学论》，吴元迈的马列文论研究，曾繁仁的审美教育研究，刘炬的文艺创造心理学研究，许明的新意识形态论，夏之放的《审美意象论》，谭好哲《文学与意识形态》，林兴宅的《文艺象征论》，徐岱的《艺术的精神》，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鲁枢元的《超越语言——文学语言学刍议》，周宪的《现代性的张力》，赵宪章的《文体与形式》，南帆的《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曹顺庆的《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金元浦的《文学解释学》，蒋述卓的《宗教文艺审美创造论》，黄鸣奋的《超文本诗学》，姚文放的《当代性与文学传统的重建》，王杰的《审美幻象研究》，唐代兴的《当代语义美学论纲》，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吕进、吴思敬的诗论，还 有一批中年学者如杨守森、张德兴、王振复、郑元者、傅修延、赖大仁、李咏吟、吴予敏等人的论著。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除了多卷本的批评史、理论史、文学思想史，还有黄霖、刘明今、汪涌豪等人的《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卷，组成自成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袁行霈等人的《中国诗学通论》，张少康的古代文论研究，蔡钟翔等人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多种专著，还有其他不少专题性论著，如关于神韵、意境、意象的研究，生态文学理论研究。在外国文学理论方面，有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周小仪的《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王宁的《全球化: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这类著作在理论水平上可能参差不齐，但都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表达，恐怕是不能给它们随意贴上“前苏联体系”的标签的吧。对于这类研究和成果如果缺少感性知识，不了解文学理论的进展及其范围，仅凭着一些西方后现代文化观念，说中国文学理论闭门造车半个多世纪，一直在前苏联的阴影底下匍匐前进，而把它们定性为“前苏联体系”，对于人们近20年来的探索却视而不见，这样，从整体上对中国文学理论所做的努力便一笔勾销了。这类话语肯定会有轰动效应，但并不符合文学理论研究的实际情况，是无助于问题的反思的!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