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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数思维方式的特征及其影响(1)

2017-01-08 01:08 内容摘要：易学象数思维方式，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具有重整体和合、轻个体分析的整体性特征，重功能关系、轻形体结构的功能性特征，重感性形象、轻抽象本质的形象性特征，重循环变易、轻创新求异的变易性特征。它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重大的、深层次的，可以说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当今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应该是探讨对易学象数思维方式的整饬、修正和提升。
关键词：《周易》；象数；思维方式；阴阳五行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the Symbol-and-Number Thinking ModeAbstract
　　　 The symbol-and-number thinking mode in I Ching theory re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China.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ttaching more importance to entirety than individuality, functions than structures, the concrete than the abstract and changes in a circle than changes by means of innovation. It is the thinking mode that has decided the features and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values, the manner of conduct,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and the customs and convention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I Ching theory;　symbol-and-number thinking mode;　yin and yang; five elements象数思维方式是易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中华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它不仅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面貌、特性和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不仅渗透到最深层面的民族心理结构，而且渗透到外显层面的实用操作技术；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影响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各学科。 象数思维方式具有以下特征，并在各自层面影响着中华传统文化。一、整体性特征——重整体和合，轻个体分析 整体观念是《周易》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周易》卦爻是一个整体，八卦、六十四卦为两级全息系统。八卦是阴阳二爻三维组合体，六十四卦是阴阳二爻六维组合体。后者六个爻位上二爻为天道、下二爻为地道、中二爻为人道，天地人三才融为一体。卦爻符号模型是事物呈现运动模式，筮法数字模型是事物潜在运动模式，对天地的推演、时间的发展、宇宙阴阳规律的变化作整体模拟，对万事万物的生成、分类、变化、运动作系统描述。六十四卦模式以“六爻”、“六位”关系为基础，以时、位、中、比、应、乘等为原则和标准，给人们提供一个从时间、空间、条件、关系全方位分析问题、认识事物的思维方法。 　 易道的“一阴一阳”既说明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也说明其具有和谐性、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表示对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转化与相互依存。《易传》提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认为不同事物只要同类就可相互感应、相互吸引，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反映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念。《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与和谐、感应与交流被《周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理念，开创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历代象数学家通过取象思维大大强化了这一特征。汉易象数学家发明的卦气说、爻辰说将天文、物候、节气、时令等要素纳入卦中，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宫说、纳甲说将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人伦等级、月体盈亏等视为一体；乾坤升降、卦变说以卦为本位，通过卦的化生变化，建立起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宋易象数派通过河洛图式、先天易图式构建世界的整体模式，将天时、地理、动植物、人体、器官、道德伦理、社会制度、历史演变等等统统纳入其中，以说明宇宙万事万物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普遍联系的整体；周敦颐的太极图式将宇宙“太极”与人伦“人极”相联系，从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论角度，把天地人有机地统一起来，组成一个“太极”整体和谐系统。 　象数学家在解《易》中，所采用的取象、取数的方法，正是反映整体思维的特征。卦象、物象作为独立的个体，看似互不关连的，《说卦传》及象数学家把它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建立起卦象与物象、物象与物象之间的普遍联系，把原本复杂纷繁、互不连贯的宇宙万物加以整合，使之简约化、系统化。　 象数学家还对整体观思想作过深刻的阐述。如邵雍在《观物外篇》中以“万”与“一”说明万物合则为一体，分则为万物： 　　　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为分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认为万事万物是逐层分化而来，个体事物的发展是从单纯到复杂，没有止境的，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犹如根—干—枝—叶，只是“合”与“衍”的区别，所谓“合一衍万”，即是整体思维的反映。 　 清代方以智提出“细统”说，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 　　　有质者皆地，而所以然者皆天，同时皆备，同时浑沦，此统本末也，幽明大小皆交汁为一者也。五行七曜，五方六矩，两端交摄，相制相生，定盘推盘，有几可研，此细本末也。统在细中，有统统，有细统，有统细，有细细，差别不明，则 无以开物成务，而释疑辨惑者无从征焉。（《周易时论合编．系辞上》）认为天地是一个“同时皆备，同时浑沦”的整体，一切大小本末事物都在它的统摄之下，即“统本末”；这一整体的各部分存在差别，又存在相交、相生、相制、相转换的联系，此即“细本末”。整体不脱离个体部分而存在，整体有“统统”和“细统”之别，部分又有“统细”、“细细”之别。在统一的整体中，事物的层次总是统中有细，细中有统，“统”与“细”相互蕴涵。 　 整体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各层面影响极为深远。就《周易》整体太和观与儒道两家的整体和谐观相比而言，儒家强调“中庸”，偏向于将自然人化；道家强调“混沌”、“素朴”，偏向于将人自然化。而《易》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等感应、对等交流，又不抹煞各自的对立、独立的特性。《周易》“太极”是阴阳整体对待和谐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数思维的理性提炼(宋明以后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太极观的形象写照)。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易》整体和谐的一面被强化，而独立、对待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思想，经后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大一统”思维方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随着大一统思维的不断深化，“太极”被视为至尊的“一”，世界万物起源于“一”，全国定于一尊，就是皇帝，这种思维方式在调和矛盾、巩固民族团结、稳定国家政治、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并促进统一、防止并结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众的斗争性、独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结构。 　整体、求同的思维偏向，重视主体作用，对问题的探讨往往从内因、主体出发，只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协调、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发展。形成内向、忍让、依赖的民族性格，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保守退让、模棱两可，缺乏独立、竞争、果断、直率。只求“随大流”，个性、主体意志被削弱甚至泯灭。 　就对传统科技的影响而言，在中医学中表现最为突出。中医素有“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体”之认识。作为中医理论圭臬的《黄帝内经》不仅将人体内脏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将人与宇宙自然看成是一个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大系统。其“五运六气”说认为气候的变化及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有重大影响。《内经》提出的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断辨证学说等无一不是建立在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整体思维模式基础之上。另如王充《论衡》依整体观感应论解释磁石引针，张衡在易学感应论启发下发明候风地动仪，等等。当然整体性思维也给科技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在关注整体、关系的同时、往往忽视对个体、局部、构成元素的细节、深层的研究，致使分析科学不够发达。　 上述影响虽不仅仅是《周易》及其象数学派所造成的，但象数整体思维尤其是阴阳五行观念却是其重要的深层原因之一。二、功能性特征——重功能关系，轻形体结构所谓“功能”，指物体外部表现出来的性能和作用。功能原则是《易传》提出来的。《系辞传》在论爻位的功能时用了“功”字，（《系辞传下》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称为“德行”。《说卦传》从功能原则出发，论述八卦所象征的八大自然物，乾天为刚健不息，坤地为顺天而行，震雷为振动，巽风为散入，坎水为陷险，离火为灼丽，艮山为静止，兑泽为喜悦。义理学派依此阐发义理，一般不论及物理。象数学派依此研究事物之理、研究事物动态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汉代象数学派将五行引入易学，以五行解说卦爻象与卦爻辞。“五行”亦由一个实体概念转变为一个功能概念，水、火、木、金、土分别表示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五种功能群。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法则也就是功能群之间的关系原则。汉象数学家一经将卦爻与五行相结合，则使战国邹衍阴阳五行学说得以发展，也使功能性原则更加系统地得以贯彻。　 功能是可以感知的、外现的，象数学派的取象即是依此原则。如离有炎上、外照的功能，所以火、日、电等皆归为离“类”，离即是这一组功能群(“类”)的代称。八卦可视为八组功能群。如虞翻解释蒙卦象辞“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曰：“艮为山，震为出，坎泉流出，故山下出泉。君子谓二，艮为果，震为行，育养也。二至上有颐养象，故以果行育德也。蒙卦为上艮下坎，下互卦为震，虞氏以艮为山，又为果；以震为出，又为行，为育养。主要是从功能出发的，艮有静止功能，故为山、为果；震有运动功能，故为出，为行，为育养。历代象数学派所依据的象数模型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功能模型，无论是取象方法还是取数方法，都是以动态、功能的一致性为条件的。只要功能相同，即使是结构不同、形态不同也可归为同类。这种思维观念对中国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医学以表示行为功能的动态形象为本位，以形体器官和物质结构为辅从，将人体生理、病理的一切“象”都归属为阴阳两大类。中医五脏六腑、十二经络都是依据功能、动态思想建构的。如“左肝右肺”，显然与实体结构不符，但却与肝主升、肺主降的属性相符，也与河洛八卦左为震木为肝、右为兑金为肺的功能模型相符。　中国古天文四象二十八宿的排列、星移斗转的周期，古地理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阴阳变化节律，古乐律律吕损益的法则，等等，都是遵循易学象数的动态、功能模型。　 象数功能模型的代表是阴阳五行模型。阴阳五行不仅是中国古代自然观的核心，也是传统科技的理论基础和理想框架。从汉代开始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以阴阳五行之气为七大元素（“阴阳五行”被周敦颐《太极图说》称为“二五之精”。）并以此解释世界的形成及其物质结构。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医学等均受其影响。如开古化学先河的炼丹术典籍《周易参同契》即依铅汞和水火的性能说明丹药的炼养与形成，称汞性为阳，铅性为阴，汞遇火而升华，铅遇火流为液体，二物融合为一体，即“覆冒阴阳之道”。说明阴阳五行七种元素各有自己的功能，天地万物因禀受其性能的程度不同而显现为千差万别的事物。铅禀受阴水的性能而为铅，汞禀受阳火的性能而为汞。两者的化合又产生新的物体即丹药，此为“性情自然”。中医对人体的考查则完全是建构在阴阳五行功能模型之上的（拙文《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生命的“二体三用”模型》对此作了探讨，分别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年第4期，《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就脏象学说而言，五脏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中肝为木、肺为金、心为火、肾为水、脾为土，其中心肺为阳，脾肾为阴，心为阳中之阳，肾为阴中之阴。（《内经》对五脏配阴阳说法不一，主要记载见《素问》的《金匮真言论》、《六节藏象论》，《灵枢．九针十二原》以及《甲乙经》、《太素》、《类经》等。）依据五行功能建立了五脏六腑之间的生克、制化、乘侮、胜复的联系，以反映人体的生理、病理状况，并决定药物和针灸治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生命科学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人体功能学。作为物理学家的方以智依据阴阳五行功能原则研究物质现象及变化规律。认为天地万物由阴阳五行之气所构成，物质现象的变化是由于各自所禀受的五行之气所构成,物质现象的变化是由于各自秉受的五气功能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指出中国的五行说优于西方气、土、水、火的“四大”说。（参见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两间质约》、《物理小识》中的《气论》、《四行五行》等篇。）功能性原则是我国古代自然观核心，由于象数学家、科学家(不少象数学家又是著名的科学家)的努力，终于形成了我国以功能论、气论为特征的传统科学体系。从而与西方原子结构论科学传统大有异趣象数思维重动态、重功能的倾向，又导致轻结构、轻静态的偏差，致使中华文化形成重道轻器、重神轻形的基本格局。对中国科技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实证、实测科学不发达，分析科学不发达。三、形象性特征——重感性形象，轻抽象本质《周易．系辞传》提出“设卦观象”“立象尽意”的原则，并说明“观象制器”的方法。“象”是《周易》最重要的范畴，它既指卦象，又指物象，物象中既有有形状可见的“形”(或称为“器”——“形而下者谓之器”)，又有无形状可见但却可以感受的“象”。卦象、可见之物象与可感之物象，可统称为“形象”。如上文所述，此形象不同于艺术活动中的形象，不带情感色彩；此形象思维也不同于艺术形象思维，不是以事物形象为思维放射源。如“观象制器”即认为古代圣人发明器物是依据卦象的结果，卦象成了思维的放射源。卦象还是“尽意”、“类情”的出发点。《说卦传》在八卦之形象下类推出各种相关的物象。在象数学家看来，卦象、物象是统一的双重形象。在解《易》过程中，首先从形象出发，企图建立起卦爻象与物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以证明卦爻辞完全是从物象出发的，是对卦爻象的说明。如象数学家解释谦卦象辞“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为谦”： 艮，山；坤，地。山至高，地至卑，以至高下至卑，故曰谦也。(《九家易》注)乾来之坤，故下济。阴去为离，阳来成坎，日月之象，故光明也。(荀爽注)若日中则昊，月满则亏。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崔憬注)坤为鬼害，乾为神福，故鬼神害盈而福谦也……乾为好，为人，坤为恶也，故人道恶盈。从上之三，故好谦矣。(虞翻注)以上注释均见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谦》。从这些解释中可看出“象”的重要作用。谦卦由下坤下艮组成，象数学家从该卦中分化出乾卦(坤的旁通卦)、坎卦(谦的下互卦)、离卦(坎的旁通卦)，这样一共就得到五个卦象，然后从这五个卦象中得到了山、地、天、日、月、水、鬼、神等物象，再从这些物象中引申出高卑，下济、光明、盈亏、好恶等功能意义。这样一来经传文就得到解释了。　 宋代象数学家同样也是从“象”出发，但此时的“象”主要指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等“图象”。这些“图象”被用来阐述宇宙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象”是一种直观的、感性的、经验的综合体。从现象出发、从现象出发探讨事物规律、重视现象，也是中国文化及科技的特色之一。古代科学家提出了观察、测验自然现象的方法。如沈括在《梦溪笔谈．象数》中提出“测验”说，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采视”、“试验”说，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提出“验象”说，方以智《物理小识》提出“质测”、“通几”说。可见“象”是中国科技思维的出发点和研究对象。《黄帝内经》不仅有《六节藏象论》、《阴阳应象大论》等以“象”命名的专论，而且最重要的是“象”是其反映内脏本质的外部征象和建构人体生命理论的重要方法。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藏象”学说，“象”即现象，“藏”即藏于胸腔内的内在器官，“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张介宾《类经．藏象第二》）。藏象学说即是基于内在形质而通过观察外部征象来研究人体的生理、病理活动规律及其内外环境相互联系的理论。此外中医的诊断学说、辨证学说、病因病机学说等均离不开“象”，以至有人称中医为“唯象医学”。　 由于过分强调形象、现象的作用，因而在汉、宋时代对事物本质及结构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这种局面到了明代才开始有所改观。明代科学家将程朱的“格物穷理”引向探讨“物理”的道路。以观察物象为“穷理”的前提，以探求物理为“格物”的目的。开始注重探求事物的本质特征、构成方式和变化规律。以形象作为思维过程媒介的形象思维，由于它不脱离整体形象去认识事物，关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因而展现的是宇宙万物的整体。虽然不能说中国传统科学是不研究本质规律的直观、经验科学，但重视形象经验，重视横向联系，忽略形体结构，忽略纵向探讨，却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总体特色。这与功能性、整体性特征又是一致的。“形象”往往是功能的、动态的、整体的表象。综合地看，中国传统科学是一种重视形象、功能、整体而轻视本质、结构、分析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