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王氏的家世门风与《冥祥记》的创作(1)(2)
2017-01-09 01:01
导读：范稹攻击王琰先祖的这一箭之仇，由王琰在《冥祥记》中用笔杆子很巧妙地报了。《冥祥记》中有这样一条有意思的记载，其云： 晋太元中，豫章太守范
范稹攻击王琰先祖的这一箭之仇，由王琰在《冥祥记》中用笔杆子很巧妙地报了。《冥祥记》中有这样一条有意思的记载，其云： 晋太元中，豫章太守范宁，将起学馆，遣人伐材其山。见人著沙门服，凌虚直上。既至，则回身距其峰；良久乃兴云气，俱灭。时有采药数人，皆共瞻视。能文之士，咸为之兴。 王琰特意纪录此事，意思很清楚：佛教神异之存在是你先祖亲眼所睹，而你范稹却拒不承认，岂非数典忘祖？
晋阳王氏从西晋开始已经由儒入玄，至王坦之时已明显地具有佛教信仰。《世说新语》中有很多他与名僧支道林往返应答的记载。坦之四子王忱（王国宝之弟）太元中出任荆州刺史，时道安正在荆州，王枕“藉辅贞素，请为戒师，一门宗奉。”[6]坦之次子王愉一门与僧侣的关系就更攸关性命。晋安帝兴元三年（404），刘裕讨灭桓玄，独秉朝纲，以谋反为名，诛杀尚书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王愉之孙、王辑之子王慧龙为沙门僧彬所匿，西上江陵，投靠叔祖王忱故吏荆州前治中习辟疆。义熙元年（405），刘裕荆州刺史魏咏之卒，习辟疆与江陵罗修、别驾刘期公、土人王腾等奉王慧龙为盟主，举兵欲袭江陵。刘裕恐江陵有变，遣其弟刘道规至荆州，起兵之密谋流产，罗修与僧彬奉王慧龙北投襄阳，在雍州刺史鲁宗之的资助下，投奔後秦。
至于王国宝，同样与僧尼有较密切的关系。《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附王国宝传〉载，范宁劝孝武帝黜免国宝：“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7]，说国宝忠谨宜见亲信。”由此可知，坦之父子两代，均与僧尼关系密切，在王氏家族遭致灭门之祸时，他们平日与僧侣的交往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晋阳王氏与佛教关系渊源有自，这种关系在家族遭祸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王慧龙乃依靠沙门僧彬所匿，才得以逃往北方；王彻兄弟则出家避难。被流放至交趾的王琰父祖想必也是类似情况。所以王琰有着坚定的佛教信仰一点也不奇怪。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王琰父祖被流放交州後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引《幽明录》所载的一条材料却透露出几分端倪，其云：“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铮有声，见一辆车当路而馀人不见，至州遂亡。”尽管我们不能断定这位太原王徵与王琰是什么关系，但联系到王琰在大明年间已经回到京师，说明这一时期太原晋阳王氏、尤其是王国宝一系的历史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由于王国宝子孙移居交州的决定是由桓玄作出的，所以在刘宋时期能够很快地得到平反。
另外， 王延秀与王琰的关系值得我们分外重视。《隋志》杂传类著录《感应传》八卷，王延秀撰。慧皎《高僧传·序》亦云：“太原王延秀撰《感应传》。”此书现已不存。王延秀此人，见于《宋书》卷十六〈礼〉三、《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南史》卷三十〈何尚之传〉略同）、《梁书》卷二十六〈傅昭传〉（《南史》卷六十〈傅昭传〉略同）等材料。由这些材料我们知道，王延秀为刘宋时人，以玄学与礼学见长，曾任祠部侍郎，入玄学馆，并与袁粲、傅昭等一流高门有来往。其郡望为太原，是太原祁县，还是太原晋阳呢？祁县王氏是三等士族，靠军功起家，而王延秀一直任清显之职，应该是晋阳王氏。王延秀于秦始时为祠部郎，而王琰于泰始末移居乌衣巷。这是否说明王延秀与王琰有某种关系呢？至少他们应该是族人，而王延秀年辈较高。
另外，《隋志》杂传类著录《补续冥祥记》一卷，王曼颖撰。〈旧唐志〉作《续冥祥记》十一卷，撰名误作王曼，〈新唐志〉入小说家类，书名卷帙同〈旧唐志〉，撰人同〈隋志〉。《高僧传》附录了王曼颖给慧皎的来信，其云：“弟子孤子曼颖顿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传》，并使其掎摭。力寻始竟，但见伟才。纸弊墨渝，迄未能罢。”据《南史》卷五十二〈南平元襄王伟传〉： 平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殡，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8]。《梁书》卷二十二〈南平王伟传〉略同。唯“平原”作“太原”。曹道衡先生猜测王曼颖为王琰之子[9]，尚不能视为定论。如果王延秀为王琰之父辈，王曼颖为王琰之儿辈，那么他们一族三代都撰写佛教灵验记，算得是历史上一桩奇闻，可见此家族对佛教崇信之深。共4页: 1 [2] [3] [4]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