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1)(2)
2017-01-14 01:05
导读：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涉及大学生活的，数量很少，且艺术水平不高。老舍的《赵子曰》（1927）以及沈从文的《八骏图》（1935），总算正面描写大学生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涉及大学生活的，数量很少，且艺术水平不高。老舍的《赵子曰》（1927）以及沈从文的《八骏图》（1935），总算正面描写大学生以及大学教授的日常生活，可惜都是漫画化的。北京钟鼓楼后头天台公寓的大学生，莫名其妙地闹起了学潮，将校长捆起来殴打，如此“革命”，实在不敢恭维。八位到青岛讲学的大学教授，住在海边的小洋楼里，人人都“有病”，就连自命清高，可以给另外七位当心理医生的达士先生，最后也跟着“发疯”了。老舍和沈从文都是大小说家，之所以写不好大学生活③，不是技巧，而是心态。老舍日后忏悔，说自己写《赵子曰》时，已远离学生生活，因而不能理解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求，只是隔岸观火，热讽冷嘲。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两位著名小说家都是自学成才，然后走上大学讲台的，对于大学的校园文化以及大学师生的心理及趣味，把握不太准确，笔下自然缺乏神采。
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十分弱小；大学校园里的日常生活，更非公众流连忘返的“风景”。整理一下相关数据，很容易理解，当初的大学生，是如何的“曲高和寡”。1917年，全国共有大学生（含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医学、法政等专门学校学生，下同）19017人；1923年，增加到34880人；抗战前夕的1936年，是41922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终于突破十万大关，达到了129326人。⑤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竟然只有区区数万大学生！这你就明白，为何标榜“平民文学”的新文学家，不太愿意将笔触对准优雅的大学校园。
可大学生活毕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并非只是读书考试拿文凭，更是一种成长的记忆以及精神的历练。校园里的同学情谊、爱情纠葛、政治风波、经济窘迫等，同样凸显了人性的优点与弱点。再往远处看，日渐增加的大学生，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终将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关键是找到恰当的视角以及表现方式，“大学叙事”——而不是“青春想像”——方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视野。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二、三闾大学与西南联大
现代中国大学的日渐成熟，使得校园成为重要的生活场景；而战争中的流转迁徙，更是加深人们对于大学的记忆。于是，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酝酿成型。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钱钟书（1910—1998）笔下的三闾大学，固然是虚构；鹿桥描述的西南联大，又何尝真的是写实？无论是虚中有实，还是实中有虚，小说家所描述的三闾大学和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我们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最为鲜活的记忆。
钱钟书撰写的长篇小说《围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连载于上海的《文艺复兴》，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刊行单行本。此书刚问世时，并不怎么被看好，一直到80年代，随着学界对于“现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以及各种外文译本的出版，方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视。此前，只有美国学者夏志清（C.T.Hsia）在《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1）、耿德华（Edward Gunn ）在《不受欢迎的缪斯》（Unwelcome Mus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中，曾给此书以很高评价。而1990年，电视连续剧《围城》开播，更是使得钱钟书的大名走出学院，变得家喻户晓。
美国学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曾依据罗兰。巴塞斯的《叙事结构分析导论》，将《围城》分为五个功能序列，即讲述方鸿渐回国并定居上海（前三章半）、旅行的准备及展开（4—5章）、三闾大学一年（6—7章），经香港回上海（8章），困守上海及婚姻破裂（9章）。胡由此推论：《围城》结构上具有对称美，第三个功能序列是过渡，一、二和四、五互相呼应，形成鲜明的对照。[3]（第六章）假如欣赏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女性的感情纠葛，将此书作为“结婚狂想曲”阅读⑥，这种叙事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将《围城》作为一种“大学叙事”，则4—8章都是方鸿渐眼中的“三闾大学教授生活素描”——包括“在路上”，也包括“校园中”。至于一头一尾的上海婚姻故事，固然也十分吸引人，但并非钱钟书的“独得之秘”。相对于反浪漫的爱情传奇，学者型的讽刺小说，或许更是此书的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