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1)(3)
2017-01-14 01:05
导读：以男女恋爱为主线，将“围城”作为人生困境的象征，加上诸多妙喻让人拍案叫绝⑦，研究者于是纷纷探寻《围城》与英法现代小说的联系。其实，学富五
以男女恋爱为主线，将“围城”作为人生困境的象征，加上诸多妙喻让人拍案叫绝⑦，研究者于是纷纷探寻《围城》与英法现代小说的联系。其实，学富五车的小说家，平日里读书驳杂，不管小说、散文还是学术著作，都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一定要坐实哪些作品影响了《围城》的写作，其实很难。还是杨绛聪明，借讲述钱钟书如何抛弃西南联大的教职，跑到湘西的国立师范学院教书⑧，提醒我们注意，《围城》的写作另有渊源。
在《围城》初版自序中，作者的表述，近乎此地无银三百两：“人物当然是虚构的，有历史癖的人不用费心考订。”现在好了，最权威的读者——夫人杨绛⑨出面来为《围城》做注释。杨书出版时，钱先生仍健在，未见其对如此“索隐”表示过任何异议。可见，《围城》得以成书，确实与作者从西南联大教授转任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这一个人经历密切相关。
当然，杨先生的“索隐”很有分寸，只承认：“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4]（P6—7）杨先生并没指明谁是那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李梅亭，谁又是那外形木讷、内心龌龊的假洋博士韩学愈；也没说那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实则酒色之徒的伪君子高松年，或者那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顾尔谦，到底影射的是什么人。小说酝酿于湘西，写作于上海，据说是受妻子杨绛编写话剧大获成功的刺激。不同于清末民初的谴责小说或黑幕小说，《围城》里的三闾大学，并不直接指向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我们不能因钱钟书的父亲、国文系主任钱基博撰有《韩愈志》，就将其与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那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韩学愈挂上钩。曾有西南联大的老学生暗自庆幸：在《围城》中找不到联大人物的影子；但也有学者反驳，钱钟书任教联大时很不愉快，焉知其不将联大的一些人和事化入关于“国师”的描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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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只国立师院、西南联大，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任教光华大学以及留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研究院的经历，这些“第一手经验”，都对其塑造“三闾大学”形象大有帮助。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在《国立清华大学年刊》的《后记》中，写下这么一句话：“真正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小说至今还没有出现”（A novel of Chinese college life at first-hand knowledge still remainto be written ）[6].或许，从那个时候起，凭借第一手知识与趣味，撰写一部“真正描写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围城》不是自传，连自传体小说都称不上；过分认真的“索隐”，容易误入歧途。我想强调的是，三闾大学里集合着政治、人事、职业、情场等诸多矛盾的明争暗斗，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各种谣诼诽谤，只是作家对于大学生态的一种理解与表述。愤激之情有之，影射则未必——不管是国立师院，还是西南联大。
有个纠缠多年的公案，很能说明钱钟书的个性与趣味。传说钱离开西南联大时，曾公开称：“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叶、吴、陈三位，都是当年清华或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顶梁柱，也是钱的“恩师”。这则逸事很伤人，但口气很像，故广为传诵，以致杨绛必须在钱先生临终前专门写文章辟谣。[7]才高八斗的钱钟书，目空一切，喜欢随意臧否人物，大笔一挥，横扫身边诸多“真学究”与“假名士”，虽然口气刻薄了点，但“大学”不太光彩的另一面，却因此而得以“永垂青史”。
1938—1939学年，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开设的课程，除全校性的“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还有英文系的选修课“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和“现代小说”。[8]（P129—235）而当年听钱先生讲王尔德的外文系学生吴讷孙（1919—2002）⑩，日后以“鹿桥”为笔名，撰写了长篇小说《未央歌》，则与师长的大作遥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