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1)(5)
2017-01-14 01:05
导读：作家杨沫（1914—1995）撰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一年半时间就售出130万册，同时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
作家杨沫（1914—1995）撰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一年半时间就售出130万册，同时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1960年，日译本出版，五年中印行20万部。据史家称，此书至今总共发行了500万册，且有15种外文译本。[11]（P118）[12]（P177）如此“红色畅销书”，当初问世时（16），也曾遭到极左人士的非难，幸亏有老一辈文学批评家的保驾护航（17），方才得以在激烈的争辩中过关。争论的焦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的道路”是否可取，为什么不用更多笔墨来描写那些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受《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讨论文章的刺激，作家匆忙修改，尽量拔高林的阶级觉悟，“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13].于是，主人公林道静从早年的热爱文学，与北大学生谈恋爱，一转而为职业革命者，秘密潜入北大校园，发动大规模学生游行。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热情天真的少女林道静，如何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成为职业革命者。在林的成长道路上，左边是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右边则是北大国文系高才生余永泽。当初让林道静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诗人加骑士”余永泽，逐渐显露其追随胡适，热衷于“故纸堆”，求名逐利的“庸俗相”。于是，林与之决裂。作家杨沫天分不高，才华有限（18），对余永泽的描写失之简单化，但林、余二人的感情纠葛，仍然是全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趣的是，当年饱受指责的“余永泽”，其原型三十年后竟然“翻身得解放”，而且以“负暄三话”征服广大读者。这一戏剧性场面的形成，主要不系于个人努力，其中隐含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之间的对立与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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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所说的：“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13]（P117）80年代后期，已经退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编辑张中行（1909—），开始凭自己的兴趣，写一些关于陈年往事的回忆文章，没想到竟一炮打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史家称：“张中行借古语‘负暄’（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做自己的书名，大体能概括他追求的写作风格：以‘诗’与‘史’的笔法，传达一种闲散而又温暖的情趣。……他的这些随笔，在一个时期声名大噪，甚至有将其比喻为‘现代的《世说新语》’的。”[11]（P378—379）
1936年毕业于北大国文系的张中行，曾教过中学、大学，解放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读书博杂，兴趣广泛，虽偶有著述，却不曾引起文坛或学界的关注。直到《负暄琐话》（1986）、《负暄续话》（1990）、《负暄三话》（1994）的陆续问世，方才“暴得大名”。再加上《青春之歌》的“负面宣传”，反而激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于是，90年代中国，张文竟一纸风行，得到很多文人学者的大力揄扬：“本书文体是散文，但其体裁之深处却隐着浓郁的诗。”[14]说张“文”而近“诗”，那是因为作者抱定主意，其追忆往事，只写好的，不写坏的，以便“创造艺术的‘境’，以人力补天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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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的变化
上海租界地与晚清小说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