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2)
2017-01-25 01:02
导读：同时，有必要指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在不同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有相通性，亦有所差别。相通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传
同时，有必要指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科学”体系在不同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有相通性，亦有所差别。相通处在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传播普遍导致了对“社会”的发现，导致了“阶级”观念的流行，导致打破学科自律，强调整体性、关联性的思考，以及导致了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新思考。不过，由于各知识领域原有状态的不同，使得唯物史观所产生的影响有着不同的针对性和发展向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中国的本土资源薄弱，其原有问题、理论多直接倚仗欧美，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意识将社会科学知识与认识、改造中国现实联系在一起，被一般青年广泛接受[7] ( P191) 。因此，20 年代后期，“社会科学”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而在史学领域，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唯物史观的引入扭转了“五四”以来“新汉学”的风气而重新接续上了“新史学”的社会史传统[8 ] 。同时，社会史论战也成为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主战场。而在文学领域，大革命失败后展开的“革命文学论争”，其根基同样在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步骤的讨论。不过，与社会性质论战、社会史论战不同，文学方面的论争特别触及到知识阶级自身的精神思想状态、意识转换等主体性问题。而这种转换是通过批判既往的文学观念而展开的。可以说，与社会科学、史学等知识领域不同，有关文学观念的构建在中国自始至终超出观念论、知识论的意义，它更多地与知识阶级的自我理解、主体状态相关。因此，要考察唯物史观与文学论结合的内在逻辑，就有必要理解文学观念是如何与知识阶级的主体构造建立历史联系的，也就是说必须找到唯物史观与文学结合的历史中介。二、唯物史观与文学结合的历史中介
这个历史中介在我看来首先是现代文学观念在塑造知识青年主体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次是接受了文学观念洗礼的文学知识分子在20 世纪20 年代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不可否认，“文学”曾经是“五四”时期的核心话题。而文学之所以在“五四”时期得到重视与新文化的核心议题密切相关：那就是在政治革命失败后如何造成一场思想、精神上的革命，如何造成有独立思想、精神与人格的现代个人，以此作为重建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而现代文学观念正是以现代社会中独立的、甚至是孤立的个人为前提，提倡个人情感的表达、精神的超越性，并以文学的非功利对抗社会、政治的功利化，形成对社会的批判。由此，文学成为塑造现代个人感觉和意识的重要工具。20 年代前期，北京、上海等新文化中心的学校附近聚集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都是受新文学的影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新人”。他们以文学表达宗族、社会带给个人的压抑和恋爱的烦恼。他们也关注、批判社会，但这些批判往往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充满情绪性的抒发。他们信仰文学，从文学作品中获取发掘自我、感受世界的方式，但文学并不提供他们认识、分析社会的工具。这使得新青年们在获得与社会对立的意识后却无法获得有效理解社会问题乃至改造社会的方式。
20 年代中期，这种文学青年内在的矛盾已演化成普遍的精神危机。突出的例证是，曾经以提倡文艺的独立、超越价值著称的创造社作家不约而同地产生对文学、文学家的怀疑。郁达夫在1924 年初写给郭沫若、成仿吾的信中就声称：“我觉得艺术并没有十分可以推崇的地方。”[ 9 ] 郭沫若的回复则是以其特有的高调姿态宣布要和艺术永远告别：“甚么叫艺术，甚么叫文学，甚么叫名誉，甚么叫事业哟! 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甚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了我的人性做个什么艺术家。”[ 10 ] 针对文学的虚弱和异化，成仿吾给出了有力的解释：使得文学成为“套狗圈”的还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文学家与社会之间越来越不可调和的冲突——“我要做人的生活，社会便强我苟且自欺；我要依我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因此，“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 11 ] 。但是，正是这种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社会的意识使得成仿吾等人越发感觉到“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自拔出来”[ 11 ] 。这促使他们的理论、知识兴趣逐渐由文学转向社会和革命。像郭沫若从1924 年4 月开始着手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就是具体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