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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3)

2017-01-25 01:02
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参与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为了掀起社会革命的浪潮而展开针对青年的宣传工作。在他们看来，对文学的迷恋阻碍新青年参与实际行动，从事文学甚至被描述成一种不健康的病症：“凡是想做新诗人的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12 ] 来自内与外两个向度的反省和批评使得自足的“文学”日渐虚弱。而20 年代中期开始的社会革命最终扭转了文学青年的选择道路。1925 年的五卅运动、1926 年的“三一八惨案”和北伐都促使大批文学青年抛弃文学理想投入实际革命工作。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的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谈到，“三一八惨案”给青年们最大的刺激是感到文学论争和思想论辩之无力，大家的觉悟是“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 13 ] ( P22) 从寻找超越性的理论“救出自己”，到“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正是以革命为契机带来的思想倾向上的根本转折，也是许多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
但形势的变化同时给青年们带来了直接参与行动的可能。匆忙开始的北伐急需大量青年的参与，这使得大批原有的“文学青年”短时间内变成了从事革命工作的“革命青年”。“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不假思索地变成了首先介入行动。这种“革命”的突然降临似乎能更直接、更真实地解决“思想”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但是实践本身往往不能代替对实践的思考，被外在赋予的行动甚至削弱了思想与行动间相互激发的主动性。本来，20 年代中期的“国民革命”是以苏俄的革命理论为思想基础展开的，政治宣传工作的引入和普及使得这场革命不同于一般的政治革命而带有思想革命的性质。而大部分知识青年在革命中承担的就是新型的“思想工作”。他们多就职于各级政府、军队的政治部。在制定宣传大纲、宣传革命策略的过程中他们接触、消化了相应的革命理论。不过，这些理论并非以原理性、整体性的面貌出现，而是化成了便于应用的口号、策略；再加上领导阶层关于革命性质、途径不断发生的争论和分裂更使得这些口号、策略随时变化，甚至朝夕不同。于是，新文化的青年们虽从事于“思想工作”却无暇真正了解其根柢，而只是成了政治话语被动的传送者，因此，不少青年将这种宣传工作讽刺性地称作“留声机”。曾就任于军队政治部的朱其华(柳宁) 这样描述北伐途中的政治工作：“自从出发以来，除了每到一个地方分送些宣传品，留声机般的作些讲演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做。”[ 14 ] ( P48) 更有人直接抨击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是各军装门面的机关，便是军事长官的留声机”[ 15 ] 。这样的革命实践当然不能满足那些已具备强烈自我意识的革命青年。
随着大革命最终走向分裂，那些具有新文化背景的革命青年面临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来自三个层面：一是对自身阶级身份的困惑，二是丧失直接的行动可能带来的困惑，三是对革命前途的困惑。虽然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宣传并未深入，但革命毕竟使得一系列革命话语深入人心，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阶级话语。在革命的阶级分析中，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有着摆脱不掉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共产党一度认为革命的失败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叛变，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曾有意识地将知识阶级出身的青年清除出革命队伍。1927 年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就指出：“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的策源地??。”因此，党组织改造的措施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 16 ] ( P382 383) 这无疑加剧了知识青年的困境，许多青年丧失了直接参与革命行动的可能，被迫回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中，从事文化工作。而无论是出于对革命的失望而主动退出革命的青年，还是被迫离开革命队伍的青年，实际上都对自己的阶级身份抱有矛盾心情：一方面觉得小资产阶级的身份是难以摆脱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没有政治前途的。因此，如何从思想上超越小资产阶级的困境，彻底转化阶级立场和阶级身份，成为青年们的现实焦虑。况且，无论革命的左派还是右派，在20 年代末基本公认革命的目标是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而非稳定现有的社会状况。所以，批判资本主义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具有普遍合法性。同时，恰恰由于实际的共产革命已转入地下，使得一般知识阶级可以在言论领域自由展开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的讨论。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革命领导阶级的讨论已不再是遵循共产国际或既有党派的指示而展开的。因此，它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去寻找资源，这正是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革命失败后被大量译介的历史背景。三、从“意识斗争”到“唯物史观文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