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4)
2017-01-25 01:02
导读：不过，当时的观察者已经指出，革命失败之初首先兴起的是“革命文学”的热潮——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是其中的代表——和在批评领域以构建
不过，当时的观察者已经指出，革命失败之初首先兴起的是“革命文学”的热潮——蒋光慈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说是其中的代表——和在批评领域以构建“无产阶级文学”为目的的“意识斗争”。而社会科学、唯物史观译介的兴起则是在这两种热潮渐趋消退或遭受挫折之后开始的。像钱杏邨(刚果伦) 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称：“研究这一年文坛的形势，我们不能忘记，在文艺书籍受了非常的打击之后，社会科学书籍的要求在青年读者方面差不多普遍起来……”[17 ] ( P889) 而高语罕则认为社会科学书籍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一般青年对“革命文学”的不满足，这种不满与文学自身的局限密切相关：“文学作品，无论是短篇的描写或是长篇的叙述，对于人生问题都只能写出它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对于全部的其实不能合盘托出，即使合盘托出也不能具体地给人一个解答。”[ 18 ] ( P227) 更何况当时的“革命文学”在他看来十分粗浅：“他的材料，顶多只是个人不加搜集的一些狭隘的事实，加上一些不正确，不深刻的观察，再来上一个肤浅的描写，自然是‘千篇一律’。所以大家对之一读再读，也就索然无味了。”[ 18 ] ( P228)因此对于读者来说：
他们今天在沉闷的，不革命的，死气奄奄的空气，得了一点新兴文学的刺激便兴奋起来了，便感
觉到快乐，感觉着满意。然而到了明天，社会的关系变了，一般的读者的要求也不仅只是一种文学上的感情的刺激或兴奋了，他们要更进一步要求对于人生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得一个具体的解决，根本的解决，他们求之于文学而不得，则不得不转而求之于社会科学。[18 ] ( P243)
要寻求一种科学的指导，“使我们对于人生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可由此找到一个彻头彻尾的解决方法来”，的确是许多青年对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发生浓厚兴趣的原因。不过，转向社会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抛弃文学，事实上，更多的人试图通过将唯物史观引入文学来改变文学只是流于片面、感性表达的困境。像钱杏邨就并不承认社会科学的流行是由于青年们对文学的失望，他反而认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唯物史观文学论的译介是公开的普罗文学理论受到打压后的一种间接斗争策略[17 ] (《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P889) 。那么，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与稍后唯物史观文学论兴起之间究竟构成何种历史关系?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事实上，唯物史观的基本公式，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中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典表述在后期创造社等人的无产阶级文学言论中不时被引用。但是，与一般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不同，李初梨、成仿吾等人更强调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像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这篇“划时期”的论文中就说：
我们知道，一切的观念形态( Ideologie) ，都由社会的下层建筑所产生。然而此地有一种辩证法的交互作用，我们不能把它看过。就是，该社会的结构，复为此等观念形态所组织，所巩固。[ 17 ] ( P157)成仿吾也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必要》中说：“社会下部建筑的矛盾之发展终必出现于意识，这矛盾被意识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先起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的要求终要下降到经济过程的批判。在经济过程的批判完了之后，从前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被修正，深化而形成一种轮廓。”[ 17 ] ( P178) 似乎，意识过程的批判是经济过程批判的先导。
这种认识有着特殊的理论来源。按照经典的唯物史观，社会的发展阶段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而不能跳越式地前进。无产阶级作为最后的普遍的否定性阶级承担着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解放人类的使命。但是，在现实的革命中，妨碍着革命进程的正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状态，他们被封闭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中无法获得完整的世界观。这也就是作为后期创造社主要理论资源的“福本主义”所批判的“在资产者社会之下事物化了的意识”。因此，无产阶级能否正确理解“他们底生活过程底全域”和“他们底解放运动、他们底组织过程底全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能否实现的前提[19 ] ( P2) 。而真正能够实现意识批判、把握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是无产阶级自身而是革命的知识阶级。革命的知识阶级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使命：以哲学批判、意识斗争的方式把握革命的思想，并参与无产阶级的实际革命行动，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由此，革命的知识阶级得以摆脱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而转化为革命的先锋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