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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山水诗论略(1)

2017-02-01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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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谭嗣同的壮北游生涯与救国图强的志向,决定了其诗虽颇多山水之什,但主要是于山水中寄寓救国壮怀与忧患之思,描写水态山容、愉悦性灵之作只是少量。其诗主要学习唐代杜甫与近代龚自珍,风格以豪放、悲壮为主,但亦不拘一格。与黄遵宪等相比,谭于“诗界革命”的贡献并不大。 一 清光绪年间,谭嗣同既是政坛维新派思想最激进的改革者,也是一颗引人注目的“诗界慧星” ① 。为强国救民,倡导新学,追求新政,他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相结交,进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终因戊戌政变失败而血洒刑场,慷慨就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甘肃巩秦阶道、布政使、湖北巡抚等。这使谭嗣同有机会自光绪三年(1877)起,幼年即经常随父宦游,成人则只身奔走于大江南北。他曾北至新疆,梁启超记其“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未果” ② ;亦曾南至台湾 ③ 。三十岁前,谭迫于试事,“六赴南北省试”。至三十岁其行程已“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其所往返之地除新疆、台湾外,计有直隶、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等诸省,“经大山若朱圉、岛鼠、崆峒、六盘、太华、终南、霍山、匡庐无算;小水若泾、渭、漆、沮、浐、灞、 洮 、潼、澧、蓝、伊、洛、涧、壥、恒、卫、汾、沁、滹沱无定,沅、沣、蒸、渌无算;形势胜迹益无算。制情偷情,未付简毕;退缅游乐,难忘于怀”,“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 ④ 丰富的行旅生涯,得江山之助,是谭嗣同创作山水诗的生活基础。 谭嗣同“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长焉” ⑤ 。其《仁学·自叙》亦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 ⑥ 人生的厄难孕育了他忧患愤激的气质,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培养了他勇于牺牲的精神。他之不惧万里跋涉,他之愿为“变法而流血”,“请自嗣同始” ⑦ ,都是其人格精神的必然表现。谭少倜傥有大志,其纲伦之厄与顽强个性加上仕途多舛,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激,促使他产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⑧ 之壮志,形成了欲冲决封建社会“罗网重重” ⑨ 的反叛性格。而长期壮游的生涯,特别是西北地区高山大河的景观,“沙石击人”的环境,与边塞健儿“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 ⑩ 的传奇生活,则培养了他雄豪阳刚之气。康有为《六哀诗》称其“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先莹。长虹亘白日,青锋拂苍溟。足迹遍西域,抵掌好谈兵”,“慷慨气填膺” 11 ,乃真实写照。谭曾为其京师莽苍苍斋题写门联云“家无儋石,气雄万夫” 12 ,亦是以“气雄”自许的表白。这种精神、气质与个性决定了其山水诗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风格。而诗人作为维新变法的旧民主主义志士,身处国运危亡的时代,时时为国家“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13 而忧虑,其山水诗作不能不也寄寓浓郁的爱国之情与忧患之思,如其所谓“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而不为山水的艺术审美性所拘,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梁启超曾评云:“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苍苍斋诗》,自题为‘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盖非其所自熹者也。浏阳殉国时,年仅三十二(引者按:按传统计算法应为三十四),故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 14 “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是指谭嗣同三十岁以后受维新派“诗界革命”思想影响所作的诗。但其“新学”之诗与黄遵宪等“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15 之作的成就尚不可同日而语。可称道者有《感旧》三首,为梁启超誉为“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 16 ;另有《留别湘中同志八篇》,亦被梁启超评为“沉雄俊远,诚在《莽苍苍斋》之上。但篇中语语有寄托,而其词瑰玮连犿,断非寻常所能索解” 17 。谭嗣同其余之新学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18 ,“新理想”、“新意境”并不明显。他的山水佳作仍见于三十岁以前之《莽苍苍斋诗》二卷等所收录者。诚如梁启超所言:“复生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 19 二 谭嗣同《三十自纪》称“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 20 ,可见其天才卓异,很早就能诗擅文。其诗于生前收在《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远遗堂集外文》初编、《石菊影庐笔识》等上亦有收录。最早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陵刊行的《莽苍苍斋诗》只有百余首。其后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谭浏阳全集》,1954年北京三联书店《谭嗣同全集》,1981年中华书局《谭嗣同全集》等不同版本,收诗皆有所增加。李一飞编注、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谭嗣同诗全编》称收诗220首(一首为词)、句25联,是目前收诗最多的本子,可惜有误收。其中山水诗 约占三分之一。 谭嗣同山水诗的最大特点是:由于时代精神与个性思想的原因,采用的是类似龚自珍于山水中寄寓情志的范式,单纯模山范水之作较少。 谭嗣同自少年时起即具有不甘平庸的远大志向,内心郁勃着一股冲决现实“罗网”的激情。这是其环境与性格所造成的“主体意识”。这种意识需要表现、宣泄。故谭嗣同不仅在抒怀言志诗中直摅胸臆,如“壮怀消不尽,马首向临洮”(《角声》,《谭嗣同诗全编》第11页,以下简称《全编》)、“少有驰驱志,愁看髀肉生”(《马上作》,《全编》第14页);而且在山水诗中亦时时寓情于景,借天地自然之物,形象地表现其壮志襟抱,显示其内心激情豪气。谭少年即怀壮志,这在光绪四年(1878)十四岁所作的《潼关》诗中即见端倪: 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河流大野犹嫌束,山入潼关不解平。(《全编》第1页) 据谭《三十自纪》称:光绪“四年春,赴甘肃”,“陆径洛阳入函谷关、潼关至陕西,秋至兰州” 21 。诗以雄踞半山的潼关为视角,写出浩荡黄河不甘束缚,欲冲决堤岸之伟力,以及华山群峰高峻不平、直刺苍天之气势。此等山水正是少年诗人胸中不满现实束缚,欲打破既有秩序之壮怀的表现。尽管其时诗人志向的内涵还较模糊,但欲有所作为的向往则是相当明确的。小小少年如此早熟,真是“奇男子”!而步入青年,谭思想成熟后所作山水诗,则表达了比较明确的襟抱。此时七绝小诗已不能充分抒发诗人的激情,故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五岁赴兰州途中的《秦岭》、《陇山》等诗,就采用了七古歌行体,从而更为淋漓尽致地描摹山水,抒写情怀,也令人更为神旺。如《秦岭》开篇即夸饰秦岭山水的奇险: 秦山奔放竞东走,大气莽莽青嵯峨。至此一束截然止,狂澜欲倒回其波。百二奇险一岭扼,如马注坂勒于坡。蓝水在右丹水左,中分星野凌天河……(《全编》第37页) 秦岭雄峻,峰峦迭宕,如骏马驰骤,狂澜欲倒,极尽群山动态之美,从而显示出“大气”磅礴,把势蓄足,其要旨在于寄寓、映衬诗人的壮志豪情。故于诗中间由秦岭韩愈祠引发对韩愈文统与道统的评说之后,篇末借景抒怀,更见气魄恢宏: 便欲从军弃文事,请缨转战肠堪拖。誓向沙场为鬼雄,庶展怀抱无蹉跎。生平渴慕矍铄翁,马革一语心渐摩。非曰发肤有弗爱,涓埃求补邦之讹。班超素恶文墨吏,良以无益徒烦苛。谨再拜公与公别,束卷不复事吟哦。短衣长剑入秦去,乱峰汹涌森如戈。(《全编》第41页) 显然诗人此时志向已甚明确,即不再效法韩愈之为“文墨吏”,而是要如班超投笔从戎,以血肉之躯战死沙场,誓为鬼雄,以武力抵御外强侵略。因此尾句之“乱峰”亦被诗人目为戈矛,烘托出尚武从戎的气氛。《陇山》则以如椽大笔,勾勒秦地“水则东入不极之沧溟,山则西出无边之沙漠。错互乾坤萃两隅,气象纵横浩寥廓”之宏观山水态势与气象,以及“陇右之山崛然起,号召峰峦俱至此。东南培楼小于拳,杂沓西行万余里,渐行渐巨化为一,恍若朝宗汇群水”之陇山的突出地位,貌似纯山水的描绘中,实际上寄托的是诗人“何当直上昆仑颠,旷观天下名山万叠来苍茫”之卓尔不群的自我形象与主宰天下的胸襟。(上引均见《全编》第41页)恰如梁启超所评:“此何等自负语!”“先时之人物,其气魄固当尔尔” 22 。 谭嗣同自幼“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 23 ,成年后这种“操心”“虑患”则转为对国家命运操心的忧患意识。谭嗣同深深担忧着国家命运:“飞光自抚将三十,山简生来忧患中。”(《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其三,《全编》第101页)这种“忧患”意识,不仅反映在政治抒情诗中,亦蕴含于山水诗中,因为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作于光绪十五年(1889)谭嗣同赴兰州途中的七律《崆峒》,就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密相连: 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松拏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全编》第46页) 崆峒山属六盘山区域,远隔尘世,桃花满谷,宛若世外桃源。但诗人却心不在“武陵源”,不愿逃避现实。他关注的是斗星无光、剑气昏暗!实际是担忧时局黑暗,杀机四伏,与其直言“但忧悬磬室,兵气寓无形”(《武昌夜泊二篇》其二,《全编》第68页)并无二致,只是忧患意识具象化了而已。 同年作于自兰州赴北京途中的《出潼关渡河》,于 描写了潼关关险途危、“崤函罗半壁,秦晋界长河”的壮美形势之后,亦产生祖国“好山川”面临帝国主义侵扰的忧虑,从而激发起尾联“为趁斜阳渡,高吟市楫歌”(《全编》第49页),即如祖逖一样“清中原”的昂扬斗志与历史责任感。 谭嗣同的“忧患”有时表现为悲愁,“无端歌哭悲长夜”(《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并叙》其四,《全编》第102页),即是其内心悲苦、郁闷的反映。他曾说“我亦湘中旧词客”(《武关七绝》,《全编》第127页),以屈原自况,亦是悲苦心态的表现。由于诗人的心情时觉悲凉,山川景物在诗人眼中也就显得十分凄凉冷寂,成为涂抹着浓郁的主观色彩的“有我之境”。如光绪十六年(1890)赴湖北所作的《残嶰》、《览武汉形势》、《武昌夜泊二篇》等即是此类山水诗。《残嶰》云: 篱落寒深霜满洲,南国风味忆曾留。雁声凄断吴天雨,菊影描成水国秋。无复文章横一世,空馀灯火在孤舟。鱼龙此日同萧瑟,江上芦花又白头。(《全编》第72页) 诗写六朝古都金陵深秋之景。标题“残嶰”,乃残山剩水也,寓有深意,并为诗定下凄凉的基调。深秋的长江之景萧瑟凄冷,毫无生气,极其压抑,乃是诗人悲苦感情的外现。其悲凉一在“鱼龙此日同萧瑟”,自叹壮志难酬,二在昔日繁华地已是残山剩水,可见国运危亡,皆表现出诗人内心的酸楚无奈。无论是豪壮还是悲凉,其根本都是诗人救亡图强的爱国之情,借不同形态的山水以抒发之而已。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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