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述要(1)(3)
2017-02-12 01:36
导读：关于屈原身分以及他的生卒年，颇有新异之说。曲德来《屈原身分及卒年的再探讨》〔23〕认为，“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之“降”，为“降神
关于屈原身分以及他的生卒年，颇有新异之说。曲德来《屈原身分及卒年的再探讨》〔23〕认为，“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之“降”，为“降神”之意，则此句“乃屈原自叙为巫初次降神”，即“屈原是个巫师，他初次降神在元前329年，初次降神之礼是与他行士冠礼合并进行的，因此屈原生于元前349年”。黄灵庚《论屈原之死》〔24〕，则更充满想象力。文章说，从《离骚》开头八句的叙述中，可以认为这“象征着日神高阳氏进入月神陬訾氏常仪之居，意味着夫妻相合、日月交逢，屈原即是日月交合、阴阳相感的‘结晶体’”，“这又表示屈原生来具有神巫的天分，能翱翔于神灵之乡，出入乎天地之间”，“这迫使他在实际生活中同时扮演着两种决然相对的角色：一个是通过焕发着熠熠异彩的天外骄子，他峨冠博带，奇服异装，唱着远古的巫歌，跳起原始的巫舞，神思飘荡，升降上下”；“一个是恬澹平和，知礼守节，进退有则，谦谦有度的正人君子形象”，“由此而形成的逆反心理把他推向极端，他终于在‘神高驰之邈邈’的宗教迷狂中，抛弃了生命肉体，向遥远的太阳王国追寻永恒的乐园”。文章并引永宁纳西族葬俗的送魂仪式以及侗族延用至今的风俗，以证《离骚》的西海之游是表示“最终投入了帝高阳的怀抱，达到了生命的彻底的回归”。作者并认为《离骚》中的“求女”，意为“皈依天国中的女祖先神”，因为“重淫祀’的习俗作为文化因子注入了屈原的‘反本’飞行梦中，使他那‘反本’女祖先福地的死亡体验充满了男欢女爱的情调，而以通情于‘老祖母’的男女交合的“淫祀’方式表现出来”。
此外，尚有论者提出，《离骚》中的主人公乃是尼采《强力意志》所呼唤的“成为你自己”的“超人”〔25〕。等等。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楚人好巫，诚然。然而是否可以把它无限夸大呢?一部楚辞恐怕不必尽为巫风笼罩吧。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各种学科引进文学批评，使论坛异彩纷呈。但是各种方法用于文学批评，又不能不各自有着它的局限性。尤其是民俗学与楚辞的结合，有学者称它为支持楚辞研究的“三重证据法”〔26〕。但是所谓“楚文化远古延绵的当代地域风俗”，与我们所研究的先秦文学毕竟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并非可以忽略不计，似乎无法十分直接地把它认作楚文化的“活化石”。而民族学方法的运用，或亦当慎之又慎。作为一种跨时空的类比方法，它其实更适合对原始形态的人类生活及思维方式作比较研究；而战国，却早已进入相对于史前而言历史时期，离开原始形态实不可以道里计。至于与西方各种学说的结合，恐怕也以慎重为好。中西之文心相通处固然不少，但社会、历史、制度、风俗等等的差异，却很有可能把相同处降低到最小。何况对国外相关学科的了解，重要的在于打开一个广阔的视野，而不在于猎取概念和词汇，更何况论文中不少作为立论依据的概念和词汇来自并非完全经得起推敲的中译本。
关于楚辞中的神话研究，有江林昌《〈天问〉宇宙神话的考古印证和文化阐释》〔27〕。作者认为，“从《天问》宇宙神话中的主神为夏族的鲧、禹和夷族的防风、夷羿可知，其内容是属于中原文化的。《天问》宇宙神话与盘古女娲神话，原是不同的渊源系统，至汉魏以后才渐渐叠合在一起。”温杰《从上古神话的流变看〈楚辞〉中的神话材料》〔28〕参照考古界的研究成果，从楚文化的渊源、发展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背景材料出发，对《楚辞》的神话源流等问题重加整理，认为“楚文化源于黄河以北豫北冀南的中原地区。在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楚地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地位和作用，丰富了楚地神话的民间传承，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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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研究概述，有周建忠《关于楚辞研究的对象审视与历史回顾——楚辞研究一百年》〔29〕、《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楚辞研究一百年之二》〔30〕，黄灵庚《中国大陆〈楚辞〉文献学百年回顾》〔31〕等，对百年中各个研究阶段的成果作了比较详细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