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1)(3)
2017-02-21 01:06
导读：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
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
在这里，李延寿所表示的是，有关南北朝的史牒“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又易散落，以致王道得失晦明，至人达士无闻，败俗桀恶不记，而自己身居史馆，有责任为改正这种偏差进行修撰。追踪先志的话一句都没有，不用编年而改纪传也无交待，只剩下为完善载笔、保存史料、勘比异同等目的而进行修撰。父子异趣，是多么明显！李延寿本人都没有把什么倾向统一的问题当作自己修史的宗旨，别人又何必非要把倾向统一当成个了不起的问题强加在他头上呢？前面提到，编年体易于用倾向统一的思想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而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即以一个一个的帝王为中心记事，实质上是以政权为中心。同时并存的若干政权，在纪传史尤其是断代纪传史中，只能以某一政权为主进行叙述，贯彻倾向统一的思想，难度比用编年体大得多，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史识和史学才能。李延寿偏偏要舍易求难，又背离父志用纪传体分南、北为二史，如果不是缺乏史识和史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纪传史在这时已由南北朝时与编年史“角力争先”的局面转而居于“独尊”，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绝不会是唯一原因！所有认为李延寿“完全继承”了李大师“遗志”的论作，都没有认真考察过李延寿改用纪传体的真实原因，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李延寿背离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这需要从李延寿撰修二史的现实中去找寻。“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根据《北史·序传》，《南史》、《北史》的修撰经历了16个春秋，即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正式修撰起，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奏上。在这16年的一头一尾，唐皇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次影响政局的重大清洗。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被废，围绕魏王泰立与不立太子的问题，发生了派系之争。结果是，唐太宗对寒族出身大臣的态度开始改变，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受到倚重，寒族官僚势力遭到清洗。另一次，高宗永徽六年（655），围绕王、武二后废立的问题，寒族官僚势力与关陇贵族集团进行了最后的较量，显庆四年长孙无忌被杀，关陇集团遭到清洗。李延寿被令狐德棻启奏修《晋书》，特别是褚遂良推荐其参预修撰《五代史志》时，即南、北二史修撰之初，正是关陇集团朝中得势之时。李延寿的先祖在北魏、北齐时是陇西世家大族，隋末唐初家道没落，入唐以后社会地位完全丧失。这种家世，加之作为李唐政权核心的关陇集团在朝中得势，他本人受到信用，必然使李延寿浓厚的染上门第观念、世族思想。这在《北史·序传》的撰写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全传9／10的篇幅是追述李延寿先祖之事、先祖授官，而叙其父子修史事不及去全篇1／10，又被“进书表”占了一半。当时的监修国史令狐德棻出身在“世为西土冠冕”的士族之家，门第观念、世族思想也很深。编年史很难突出一家一姓，而这正是纪传史所长。在关陇贵族集团取得对寒族官僚势力第一回合的胜利之后，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这比起倾向统一来，在当时显得更为迫切。而李延寿的家世和思想，恰恰与突出门阀士族的需要一拍即合，他自然而然地就改变了运用编年体修史的“先志”，选择了长于突出一家一姓的纪传体编纂形式。如果承认令狐德棻对李延寿的赞助、支持的话，那么确定用纪传体恐怕也有他的意见在内。哪料想，在南、北二史即将告成之际，风云突变，关陇贵族集团被寒族官僚势力彻底击败。在这种形势之下，李延寿怎敢冒然上奏！《南史》先成，“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随后又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大概还怕触犯什么，“因遍谘宰相，乃上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表能写什么？除了追述编纂经过、二史体例外，也只能笼统而模糊地交待一下修撰目的。在这时，表露倾向统一的思想绝不会是犯忌的事，可李延寿只字未提，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修撰目的中。唐高宗为李延寿《南史》、《北史》“自制序”，内容虽然不可知，但从其重视程度看，也不会是倾向统一的思想，而应该是南、北二史涉及到的当时权力斗争的焦点。书中所突出的门阀士族势力，在现实中却一蹶不振，高宗能不感慨交织写下序文！北宋以后，士庶斗争消失，其序文亦无任何实际意义，因而也就亡佚了。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