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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统一不是《南史》与《北史》的主题(1)

2017-02-21 01:06
10年前，一篇回忆文章讲，毛泽东曾“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①]这之后，涉及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论著，几乎都称赞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完全继承”并推进了其父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笔者曾明确表示过：“李延寿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其父李大师‘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②]由于参加的是集体项目，限于体例、篇幅，未能展开论述。1986年、1987年又相继有文章、出版物论述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李延寿在其父开辟的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业绩――《南史》和《北史》。这些论作言南、北二史倾向统一的思想，主要论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二是对南、北之间战争的处理；三是南、北二史的“互相贯通”，虽为二书，实则已合二为一。[③]本文即由此入手，对《南史》、《北史》重新作一番考察。
一
遍查史籍，并没有关于李延寿本人谈《南史》、《北史》的修撰是倾向统一之类的记载。人们为了说明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倾向统一，无一例外地都要引录《北史·序传》中的这段文字：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这段叙述表明的，仅仅是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论者则多以其为李延寿修撰南、北二史的唯一背景，既未从中认真分析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和他那超人的史识，又没有考察这一思想是否只对李延寿一人产生影响，结果造成人们对南、北二史修撰目的的不同认识。李大师是经历过南、北分裂到隋、唐初两度统一的人，饱受了南北对峙、互为敌国所带来的灾祸和苦楚，因而热切地希望统一、安定。统一的隋政权的建立，使他能够用统一的观点去看待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因而也必然对反映割据政权的史学著作感到不满意。李大师考察了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学著作之后，认为它们存在的通病主要有两点：一是南北相互仇视，即所谓“南书谓北书为‘索虏’，北书指南书为‘岛夷’”。具体所指，即沈约《宋书》立《索虏传》、萧子显《南齐书》立《魏虏传》叙拓拔魏史事，魏收《魏书》立《岛夷传》记南朝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等史事。二是由于这类历史著作都以某一政权为中心，因而“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加之偏见、避讳，“亦往往失实”。同是在统一的隋政权之下，李大师的这一见解却不为其他史学家所具有。无论是魏澹、王劭，还是牛弘、姚察、李德林，谁也没有站到李大师的高度，提出过这样的卓识！即使在唐高祖武德（618－626）年间，也未见有哪一个史学家具有这样的史识。在这一点上，李大师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史学家。在统一隋政权建立后萌生的这一著述之志，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方才获得机会，开始准备修撰。为了“改正”原有各史存在的上述弊端，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李大师制定了明确的著述方针，即“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这12个字，既鲜明地表现了他倾向统一的思想，又明白地确定了他进行编纂的方法和体裁。《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以自己观点为主编纂的一部抄撮、整理之作，李大师“拟《吴越春秋》”就是要以自己倾向统一思想为主干，借用已有史籍的史料改写南北朝史。可以看出，李大师的着眼点在改变史书的观念上，并不着重史料的重新搜求、考辨。“编年以备南北”，应当注意的是“备”这个字，它强调完整、完备，即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完整性，就是说，用编年体将南北朝史完完整整地具于一书。这一点，是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所在！当时，史书体裁是断代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将南北朝史完整地具于一书，要么用编年体，使南北朝史“同年共事”，打破政权界限，突破地域隔膜；要么像司马迁《史记》那样，融域中各政权于一书。相对来讲，编年体年经月纬，叙事必须突破政权、地域的界限；“同年共事”的特点，不仅可以避免叙述上的详此略彼，尤其利于克服因主观敌视、偏见所造成的失实，易于以统一的思想编纂分裂时期的历史。李大师所指陈的南北朝时期史书的弊端，主要存在于几部传世的断代纪传史中，这恐怕也是他舍纪传而择编年的一个因素吧。“编年以备南北”，打破政权界限、突破地域隔膜、完整地融南北朝史于一书，既是李大师倾向统一著述宗旨的关键，又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遗憾的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大规模修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前一年，李大师过早地故去，成为“没齿之恨”，他未能看到贞观年间修成的南朝梁、陈，北朝齐、周之史都已不再有多少相互仇视的情绪了。李大师去世后，第4子李延寿“思欲追终先志”，挑起修撰重担。然而，李大师去世后15年间，李延寿并未从事“追终先志”的工作。这15年，他主要的史学活动是参加修撰《隋书》、《晋书》、《五代史志》。参预《隋书》修撰时，在秘书内省对未见的梁、陈、齐、周、隋五代旧事，“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后来参预修撰《晋书》，又“复得勘究宋、（南）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参预《五代史志》的修撰，“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李延寿把他参预这些官修前代史的活动都视为修撰南、北二史的准备，研究《南史》、《北史》的论作也都承认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又都无视唐初官修前代史对李延寿的影响？为什么无人认真检索一下这些官修史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认识呢？太宗贞观三年（629）至贞观十年（636）数年间所撰成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都是分别记载南北朝时期的4个割据政权的史书。在这4部断代纪传史中，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现象早已无踪影了。由于是在统一皇朝组织下集体修撰，南书不再用专篇叙北，北书亦无需立传记南，而是各书本国，相互仇视的情绪在修史者心目中早已一扫而光了。李渊的“胡越一家”、李世民的“爱之如一”的思想，首先是在这几部官修前代史中得到贯彻的。《北史》立《僭伪附庸传》记北魏所吞并诸政权，是受《晋书》立《载记》的影响，这一点连李延寿本人也是承认的。[④]如果说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推进李大师倾向统一思想的，首先应该是唐初的这几部官修史，而不是南、北二史。《南史》、《北史》“连缀改定”南、北八书，即使没有李大师的“遗志”，也必然会像《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那样取消“索虏”、“岛夷”等类传。说到“通观全局”“总揽南北”，这也不是南、北二史所独具的特点。尽管《周书》的修撰目的是表明西魏－北周－隋－唐政权转移的“系统”关系，追述“国家二祖”即唐高祖李渊之祖李虎、父李暤摹肮σ怠盵⑤]，但其断限的上移，记述空间的扩大，突破北周政权时空范围的特点，历来被学者所称道。赵翼曾赞之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