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设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1)(2)
2017-02-21 01:06
导读：另外，这些问题还应加以制度化。比如“四个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 学同等重要。这些理念应变成一种社会所遵循的制度，通过运转将理
另外，这些问题还应加以制度化。比如“四个同等重要”，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 学同等重要。这些理念应变成一种社会所遵循的制度，通过运转将理念变为实际。在文 化创造(哲学、社科)领域，制度问题也应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现在的很多制度不是那 么适合。首先，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是应该考虑的。比如目前争博士点，研究机构 会议繁杂，以及很多专家为了得到相应的待遇不得不做行政工作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 思。可否有制度来保障这些专家学者少开会，少从政，专攻于研究?记得邓小平同志曾 经说过：“科研人员应该有5/6的时间来搞科研。”但我们现在很多学者连1/6的时间都 不到。
还有，是不是所有优秀的专家学者都适合于从政?在从事行政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可 以不让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应对，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而让他们的学术才华充分表 现出来?这需要体制的保证。我们并不是说具体的工作单位没有实现制度改革，毕竟进 步还是很大的。但是在基本制度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全国性和通盘性的考虑，制度上缺 乏全国性的规划。
还有一点，目前按规定，博导60岁就“一刀切”退休，经过努力才能保留几个。这样 的做法还是人事行政管理的方法。钱钟书先生担任社科院副院长的时候，已经是72岁了 。而我们现在的副院长要45岁以下。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职务是学术标志还是行政级 别?我认为领导职位要根据文化工作不同的领域分类和制定，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年 轻化，搞“一刀切”。比如一些大的研究所所长，由50多岁的人来担任可能比40多岁要 好，因为他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影响，也没有过多的利害冲突，在功成名就时出来，也比 较超脱。而年轻的刚冒头，就不得不参与行政，更多是做人事关系协调，就会忽略了学 术研究。各领域规律不同，对于这种问题我们要多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思考，对文化建 设是不是会有好处?科学管理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规律分析出来的，而不是“一刀切” 切出来的。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我一直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文化是完全靠宣传还是学术研究?二者是相互代替 还是各有所长，互有补充?我认为二者有一致性，但是学术的话语和宣传的话语应有所 区别，更强调要建立在浑厚的文化底蕴基础之上。宣传是要把现成的结论加以放大，让 更多的群众理解。但学术研究是要追求没有现成结论的东西，追求创新，其本质是追求 新领域的发现，以推动原有理念的与时俱进。这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文化宣传和文化学 术创新的问题。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全民族思想文化博大精深的发展。
如何使现代的大国在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建立有民族原创性的精神，建立民 族的文化价值系统，我觉得还要有制度上的提高。应该说这20多年，大家对我们的文化 工作敢于发表意见了，甚至是一些创造性的意见。这种气氛是很好的，但是要把这种创 造变成现实，还是要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关于公共哲学的思索 何怀宏：近半个世纪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在其著作《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 1956)中谈到西方社会复兴公共哲学的必要，认为这种公共哲学在古代曾经 维系了城邦和帝国的生存和繁荣，在近代以来也曾被那些伟大的启蒙者和自然法理论家 认为是不可或缺，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有得到明确的阐述，而现代怀疑以致否定的精神 却已经在深深地腐蚀公共哲学的根基。“public”有“公共”、“公众”、“公开”等多层面的含义。后来，美国社会学家 贝尔又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中谈到“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的含义 ，它不仅在于利益的共享，而且必须对共同利益达成某些一致的见解。从其原本的意义 上说，“公众家庭”不仅仅是一个与市场经济、家庭经济并列的社会经济部门，甚至也 不仅仅是一个政府，而是一种放大了的、具有某种共同信仰、观念和情感的古希腊城邦 国家。但是，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社会，当代的“公众家庭”不像是 一个共同体，而更像是一个活动场所。那么，有什么理论作为今天的“公众家庭”的政 治哲学呢?贝尔认为至少有四个问题是这一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是与公众家庭相 应的单位是什么及其平衡原则；第二是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社会准则之间的紧张及协调； 第三是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第四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如何划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