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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浙西山区人口流动与生态环境变迁(1)

2017-03-17 01:01 摘 要：清代中叶以来，伴随着人口高速增长和耕地严重不足之间矛盾的发展，浙西山区涌进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开发活动。笔者即以该地区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指出该地区人口流动属于由人口稠密的地区流向地广人稀地区的流迁模式，依靠空旷的山地来吸纳周边地区的过剩人口。他们的经济活动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激化了土客之间的矛盾，致使山区经济的繁荣成为昙花一现。

　　关键词：清代；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生态环境变迁
　　
　　近几个世纪，我国一些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特殊形态的人口过剩。在人地紧张的压力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性人口流迁运动，以稀释其日显拥挤的人口能量。不同区域的人口消化和在对外来人口吸纳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确定某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进而探讨移民的经济活动与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本文主要以清代浙西山区的外区域人口流入为讨论内容，并兼及浙西山区本地的原有人口状况，探究外来移民在本地的经济活动及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状况分析
　　
　　据方志记载，清代浙西山区接纳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其移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移民以江、闽及本省温、处流民为主，多在山地搭棚为居，志书中称之为“棚民”或“蓬民”，如湖州长兴县，“有福建、江西棚民携妻子挟资本陆续而至，与乡民租荒山，垦艺白苎”（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严州府建德县，亦曾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而寿昌县也因为招徕了江闽流民前来垦荒，本地才有了麻、靛两种物产 （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杭州府之于潜县则接纳了安庆移民，嘉庆年间有这样的记载：“邑中山多于田，民间藉以取息者，山居其半。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谓之棚民。” （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另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记载，“嘉庆初年，忽有民自他方来，云愿垦荒赁种，询所自，皆曰温州”，“山地价值不多，棚民多温处流入”。此类外来人口多向荒山野地、森林深处索取土地，开垦农田，属疆域开发型的移民。后期移民则以两湖、河南等外省民为多，在一些府县甚至超过当地土著，这类移民在志书常称之为“客户”或“客民”。《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载：“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亦有类似记载：“自兵燹后，本乡人少田亩荒芜，宁绍温台及两湖江北之民云集。”这些客民大多属战乱恢复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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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地区的人口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浙西山区既然有外来人口的吸纳，就必然关联到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出。探究其人口交换，首要关注的是人口流出的原因，这是一个“源”的问题。ピ诖统社会中，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而集中的耕地又极其有限，人满为患，过剩人口就必然外溢。江西、福建、安徽、两湖等地区在明清时期均先后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江西“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比比游食他省”（《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吉安府吉水县“土瘠薄物力无所出，计亩食口仅得十三，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 （光绪《吉水县志》卷九《风俗》）。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流徙。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早在明代，迫于人口的压力，其山区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闽中自高地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为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谓地无遗地矣” （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然而相对于剧增的人口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大量人口不得不到他省谋生度日，从而出现“人尚什五游食于外”的情况。安徽安庆县也是清代前期和中期长江流域人口输出中心之一。实际上，明清人口过剩一直是个全国性问题，就连一向被认为垦殖程度较低、人口稀少的两湖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如湖南平江“至明万历时，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同治《平江县志》卷十四《赋役》） 。到清代更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与这些区域相毗邻的浙西山区出现外来移民就不可避免了。虽然浙西山区的开发早在清代以前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宋代已有梯田，但是在那些陡峭的山坡上，当地的土著依然无法开垦，“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种苎最为相宜。本地乡民未谙其法，有用之土向来概置之无用。兹异省之山民，辟荒芜以收地利，与古者货恶弃地意颇合” （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于是善于“凿岗伐岭”的省内外移民纷纷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