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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性：文论研究的核心追问(1)

2017-03-23 01:03 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可能面对无数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课题，但无论文学理论家们如何前瞻追新，只要在文论中还涉及“文学”这个传统的核心概念，那么所有的文论研究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回答在20世纪曾经让许多文论家着迷而又困惑的经典问题：何谓文学性？因为，这个问题是对文学本质的永恒的核心追问。
一
浏览当今的一些文论，仍然可以洞见对文学性研究的持久性。理论家们在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实践中反复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不过遗憾的是，在相当一部分研讨和论述中，对“文学性”的追问最后往往变成了对文学存在方式和功能影响的展示。某些流行的结论是，虽然文学失去了古典时代的传统辉煌，但文学却是永生的；“文学性”仿佛幽灵般游荡于现代生活中，特别是活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网络文学和广告文学等等。显然，这样的结论并没有真正切题地回答“何谓文学性”的核心问题。当然，期待在一篇文论和一部专著中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也过于乐观。我们只能在不偏离学术逻辑的原则下，尽可能地接近问题的解答。
“文学性”作为现代文论的整体诗学观念，仅仅在近百年前才出现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的视界里。在传统的文论中，也就是在哲学涵盖一切人文领域的时代，文学被定位为哲学和其他社会意识的载体。在中国文论中有“诗言志说”、“文以载道说”；在西方文论中则有“模仿说”、“表现说”等。人类早期的诗学或指出了文学的传情言志的功能，或认为文学是对某种实在体的模仿，并没有注重文学本身的意义和地位。因而，文学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具体单独的阐明。甚至，文学作为专有的社会审美意识形式的独立性被漠视了。不过，应该承认，尽管在古典文论时代没有对现代意义上“文学”本质的解答，但是对于具体文体的分类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滞过。也就是说，对文学诗学意义的宏观抽象界定，起步较晚（通常认为现代文学科学的建立始于20世纪初叶），但具体的诗学研究（诗歌、文赋、小说和戏剧）自古就有且绵绵不断，而且，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中相关的论述丰富多彩，数不胜数。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二
在现代，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文论学派为确证“文学性”，提出了“陌生化”或“奇异化”法则。他们认定“文学性”的要义就是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陌生化”或“奇异化”。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深刻虽然一时引起了学界瞩目和诗学思想的变革，但是，形式文论学派的“文学性”定义回答不了文学创作的诸多复杂现象。俄罗斯著名文学史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尖锐地指出了形式文论“文学性”定义的明显缺陷。他注意到，俄罗斯形式主义者是在近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陌生化”法则的。但是这个看似独创的法则对中世纪的文学并不适用，对中世纪的读者而言，主要的审美享受是在“陌生的”现象中发现“熟悉”的现象。他在晚年最后一部文化巨著《解读俄罗斯》（1999）中曾经以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创作为论据，证明了体裁和手法的“世俗化”（即“熟悉化”）创作法则的运用在当时艺术实践中占主导地位。典型的例证是，古代俄罗斯艺术就是“艺术装饰”的现实艺术。“现实艺术”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俄罗斯世俗大众熟悉的艺术内容和形式。利哈乔夫还指出，在俄罗斯文学中，无论是中世纪的，还有近代的，都存在着另一个典型的现象，这就是俄罗斯作家固有的“形式的羞愧性”，即作者们为了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力求摆脱“过于成型的纯文学的形式”。他们在写作时大多用口语或公文语言，而不用文学语言写作。的确，俄罗斯近代最伟大的作家普希金的创作也可以作证。诗人常常采用民众熟悉的题材、体裁和语言进行写作。他还经常鼓励果戈理等后辈作家到集贸市场上去学习俄语。他的现实题材和历史创作《驿站长》、《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加乔夫史》、《彼得大帝史》和《上尉的女儿》都是对俄罗斯人熟悉的生活现象的聚焦和浓缩，其表达手法绝无丝毫奇异陌生可言。这毫不奇怪，普希金语言的第一导师正是俄罗斯民间文学，而不是以所谓的“陌生化”著称的“纯文学”。当然，即使在传统文学中出现了“陌生”的典型，也是从熟悉的现实生活和人物中派生而来的。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提出过文学典型的著名定义，典型即是“熟悉的陌生人”。显而易见，别林斯基的这个典型定义的逻辑重心并不在陌生化上，而是在“熟悉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