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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一个启蒙小说家的八十年代(1)

2017-03-28 01:17 小说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
经济观察报：看资料，你是1979年才被“解放”的吧。
张贤亮：对。1957年我因为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列为右派，遭受劳教、管制、监禁长达22年，直到1979年9月才获平反。但是1978年我就预感到中国社会要“解冻”了。
经济观察报：你的预感来自哪里？
张贤亮：说起来有些戏剧性。1978年的一天，我偶然听到农场干部之间的对话，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预感到中国将迎来一个新时期。其实早在此之前，我在一份“坦白书”中就提到，“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没想到，不到半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四封信》就在《宁夏文艺》发表，接着我就获得平反，并且“彻底恢复名誉”。
经济观察报：你的写作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肖尔布拉克》等小说，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张贤亮：这些小说都充满了人性的故事。在长达20多年泯灭人性的教育之后，人性故事在国人中激起巨大波澜是正常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包括《初吻》、《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等小说在内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这是以章永瞞这一“右派”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说。
经济观察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挑战了当时社会的性道德观念，一时洛阳纸贵。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次大胆地在当代严肃文学中描写了健康的性，确实很前卫，但这种“前卫性”更多来自那个特殊时代。性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极“左”路线使得中国人的性观念被压抑、扭曲，导致许多人生理和心理上受到了伤害。
经济观察报：可以说，你的小说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张贤亮：八十年代的启蒙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普遍式的，是受到长期压抑后的喷薄而出。它打碎了手脚上、思想上的锁链，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我们要说八十年代，必须要说到八十年代以前，因为历史是不可割断的。不说过去，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就没有历史依据，今天的人们就会觉得八十年代是凭空而起、突然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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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之所以要思想解放，针对的就是思想不解放。
张贤亮：过去我们是死人束缚了活人。所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文学上的一个功绩，就是和新时期的文学家们一起，一个一个地突破禁区。新时期作家真实地反映了长达20年的极“左”路线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的伤害，尤其是深入到人心理上的伤害和扭曲。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我有幸是参与者之一，而且是主力之一。
经济观察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之间的“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
张贤亮：是这样。它对思想解放、对拨乱反正、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那时，从精英人士到普通老百姓，几乎人人有话要说。小说家成了老百姓的代言人，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所以一部小说出来，才会出现人们争相阅读的现象。我觉得这是值得中国文学史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
经济观察报：在《绿化树》的最后，你写到章永瞞走上了红地毯。事实上，你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也走上了“红地毯”。
张贤亮：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是1983年，而《绿化树》是1984年发表的。当然我不否认章永瞞的身上有我的影子。章永瞞走上红地毯，受到了许多批评家的批评。《绿化树》译成英文时，译者杨宪益、戴乃迭先生希望我将章永瞞走上红地毯那一段删除，但我坚持不删。后来的日文译者、俄文译者、波兰文译者及其他几种文字的译者，几乎都提出这种意见，认为“太俗气”，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张贤亮：那一年我和作家何士光、冯骥才、叶文玲同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四个作家刚刚从灰头土脸的世俗生活走出来，第一次步入壮丽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怎能不感慨万千？他们不能了解，我这双跨过死人堆、20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20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