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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1)(2)

2017-04-20 01:03
导读:杜亚泉在任主编前就已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初两篇文章是《物质进化论》和《伦理标准论》,接着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就这些文章看,他不仅

  
杜亚泉在任主编前就已经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初两篇文章是《物质进化论》和《伦理标准论》,接着一篇一篇源源不断。就这些文章看,他不仅是启蒙者,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一九一二年他在《减政主义》一文中说:"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政权日重,政费日繁,政治机关之强大,实社会之忧也。"他认为政府对于社会,只能养其活力的源泉,而不要使之涸竭;只能顺其发展的进路,而不要设置障碍。只有这样,社会的活力才得以顺畅发展。所以政府在教育事业和工商事业方面,仅仅是司其政务,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自己去经营工商事业。要使教育发达,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多编教科书。他说:"不察此理,贸贸焉扩张政权,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这种观点在其他文章中(《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个人与国家之界说》等)亦多有阐 发。
  
照杜亚泉看来,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他认为社会活力具有伟大的创造力量,一国的兴衰就视其社会活力是受阻而涸竭,还是相反得到了通畅的发展。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学说。近年来,海外学术界重新探讨了黑格尔等市民社会理论,大多认为如果无条件地承认国家至上独尊的地位,就会导致国家对人民权力的剥夺或侵吞。杜亚泉在《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中,也批判了国家主义"强他人没入国家"与"强个人没入国家"的现象,说这是"侵犯他人的自由,蔑视基本人权"。他在《论思想战》中,把这种自由思想阐发得更为透彻。这篇文章提出四项原则,前面两条说的是开浚与广博思想,属于思想修养的问题。后两条,一条是"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另一条是"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观点,固然来自传统资源,但杜亚泉使它和现代民主思想接轨。数十年后,胡适声称他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在那场论战中和杜亚泉站在对垒地位的陈独秀,到了晚年也说,承认反对党的自由乃是自由的要义。但他在那场论争中,曾经是多么疾言厉色地批判了杜亚泉。杜亚泉写的《中国之新生命》一文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其中提到中产阶级问题:"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此则吾人之所深信也。"他在"五四"前后就提出这些看法,说明他的思想敏锐,这使他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居于领先的地 位。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  

我认为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百余年来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鸦片战争后,以曾、张、李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希望从西方引进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可是甲午一战,惨遭失败。继起者认识到不经过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孤立地发展的,于是出现了康梁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了帝制,但政治情况却并未改善。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在共和制下,竟出现了议会贿选、政客收买猪仔议员的丑剧。继起者再一次认识到共和政治制度只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上形成,于是"五四"的思想革命诞生了。这些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在这样的气候之下,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 了。
  
对于改革,杜亚泉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个人之改革》一文中,阐明了他的改革观念:"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事物物悉胜于吾侪,然比较衡量之余,终觉吾侪之社会间,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症结之所在,迷谬之所丛,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扫除之。故近二三十年以内,社会变动之状况,虽左旋右转,方向不同,而其以改革为动机则一也。社会间稍有智能之人士,其对社会之运动,虽温和急进,手段不同,而其以改革为目的则一也。改革云者,实吾侪社会新陈代谢之机能,而亦吾侪社会生死存亡之关键也。"他清楚说明改革是他坚定的信念,这里没有什么虚饰或权辩,他对改革是真诚的。可是至今人们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渐进温和的态度。四年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爆发,他的东西文化调和论,被陈独秀斥之为"人类惰性的恶德"。陈独秀持急进彻底态度的原因,可用他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的几句话来说明:"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新青年》同仁中也有人说过类似讨价还价的话。这种要求彻底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后的政治批判运动中。由于矫枉必须过正,以致形成以偏纠偏,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于极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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