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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二)(1)

2017-05-18 01:08 当下学术视野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何平：前几年，在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争中，双方纠缠的就是“颠倒历史”。这与我们刚才谈到的对这一传统历时的与共时的复杂性的漠视不无关系。在“自由派”眼睛里需要清算的建国后三十年文学，到了“新左派”的一些人那里俨然成为了文学的天堂。历史成了捏来捏去的面团。这样的颠倒和翻转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尤其明显。因此，我们现在思考“社会主义文学资源”不是简单地对历史进行翻转。而是需要做一些细致的清理和辨析工作。对社会主义文学何以成为可能，怎样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文学怎样的建构，又是怎样发生变异，社会主义文学如何渗透到当下文学中间，它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等等问题进行探讨。　　吴俊：我不想面对“新左派”或“自由派”的概念解释的难题。就我近来的关注来说，我想探讨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和在相应的国家权力支配下，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究竟是如何完成其制度建设的？或者说，中国当代的文学制度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即我关心的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具体（制度）实践。我以为这也是我们的最为真实的历史资源。因此，我对何平的上述设问大致可以认同。只是在具体的研究中，纠缠于一些看似确定实则暧昧的概念，恐怕于事无补。　　张光芒：“新左派”和“自由派”在这一问题上何以发生如此显明的翻转和尖锐的论争，我曾多次思考过，双方不但立场十分鲜明，其缺陷也同样显而易见。在“新左派”看来，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能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五四”所确立的“人的文学”的标准，还应同时确立一个符合国族现代性追求的“人民的文学”的标准，据此标准，“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便当仁不让地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这似乎十分有理。但问题有二，其一，“人民的文学”作为一种标准可以，但到底什么是“人民的文学”？你说的“人民的文学”的标准的内涵是否恰当？“十七年”文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就属于或者说代表了“人民的文学”？而“五四”文学传统又何以不能属于“人民的文学”？这些本身都是问题。“新左派”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给人信服的解释。其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是不能作为两个并列的标准相提并论的，它们绝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概念。“人”是“人民”的前提，“人的文学”是“人民的文学”的根基，先有了“人”，才有“人民”，先有“人的文学”的根基，才有真正的“人民的文学”的存在。在这一问题上，我想“新左派”陷入了一种致命的误区。这样一来，就导致“新左派”好像是拔高了“十七年”文学的地位，但其实一方面曲解了“人民的文学”的内涵，使之简单化和片面化，另一方面也漠视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本来就存在着的“人的文学”的因素，反而人为地降低了它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何言宏：这一连串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做很大的文章。不过，所谓“新左派”的很多意见，也有不少很有道理的地方。我读他们的东西，读他们的国外老师比如杰姆逊等人的东西，什么“革命”啊、“解放”啊、“总体性”啊，确实能有激动。我在年轻时，还曾迷恋过卢卡契这个“新左派”的祖师爷，但是你要冷静地想一想，按照达伦道夫的思路，他们所争取的很多东西，都可以被自由主义的“权利”一说所归结。当然我这里肯定有粗糙的地方，不过，“新左派”所极力奋斗的很多东西，真的不过是被压迫者的权利问题。好了，我们不妨就从权利入手，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问题。“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的“文学权利”被“革命化”地后来还被“极左化”地声张，相应地，知识分子的文学权利受到压抑，而在一九八○年代以来，以作家、学者为代表的“专家知识分子”的文学权利又被突出，而人民的文学权利又受压抑了，因此才有“新左派”，才有李扬、韩毓海、旷新年等一批学者对于一些“左”的或者“革命”文学的重新强调，我以为，他们的强调揭示出了一九八○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在强调曾被遮蔽的东西的同时，“矫枉过正”了，因此才有老旷他们的“拨乱反正”，所以我说，老旷他们这些“新左派”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我也要说，他们这几年所做的，可能是又一次的“物极必反”和“矫枉过正”，因为很明显的，他们似乎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就是刚才何平指出的，他们把一九四九年以后近三十年的文学当成了“天堂”。 施战军：派的争论其实可以忽略，但是这两派纠缠于“十七年”及其后十年的历史，其概念的理解等等也以那时候的说法为依据，恐怕就会沦为对历史的假设这个伪命题上了。我觉得关键的问题还是“社会主义文学”在今天的状态是怎样，它保留了多少过去时期的因素，今天的新因素是什么。它是否有效地发挥着对文学生活的整体影响，其影响方式是否有新的形态。　　汪政：对，派的争论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纠缠在这里面，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都容易形成遮蔽。既然社会主义文学已经有那么长久的传统，我们就必须面对。理论的、实践的、制度的，都在其中。这里面有许多工作可以做，特别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更要以一种持平的、面对历史的态度来进行。我在看到贺仲明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时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居然从那里看到了真实，看到了生动，别人会怎么看？而其实，我私下里以为，仲明的工作还可以放得更开。当然，你有你的文学标准。但对文学史来说，可以有许多的标准，许多的叙述角度。比如，文学生活的叙述角度。在一些文学史工作者那里，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没有文学可言的，只有在一定的标准下才会有这样的结论。但事实上，那个时代依然有文学，有文学生活。在学者们看来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在一般读者那里就一点美学含量没有？还是要研究特定情境下的文学接受史。这两个时期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对于社会主义文学来说，它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案例。　　贺仲明：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点在今天的许多现当代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者手里，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凡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材料，就可以拿来，凡是有利于我的解释，就可以借用，丝毫不顾及历史真实——或者对于这些人来说，历史已经无所谓真实了。胡适说有人把历史当作小姑娘随意打扮，现在很多人研究现当代历史，已经远远不只如此了。何言宏讲回到历史语境看历史，非常重要。但我以为更基本的，还是看待历史的心态，我们许多人的思想已经被后现代主义改造过了，一切都没有标准，没有真实（更遑谈真理）了。“社会主义文学”绝对不是那么完美，尤其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太多的政治束缚（甚至可以说这些政治束缚本身已经构成了它的一部分），它发展得很不正常，很不充分。我们今天谈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绝对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客观评价它，谈它的得失利弊，对今天文学的意义和借鉴。其实，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受到太多的政治束缚，那么今天，我们的政治束缚是有所减轻了，但是不是还存在着一定的阴影？尤其是商业文化对我们文化的伤害和制约也许并不比政治小。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十七年”和文革时代过来的，就像鲁迅说的“吃狼奶”长大的，我们就那么完美吗？我们的思想深处没有黑暗的地方吗？也许要祛除我们内心深处的傲慢与偏见，才能够真正客观地看待历史，看待社会主义文学传统。　　汪政：我刚才就说了，这种态度很重要。千万不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现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对社会主义文学制度以及这种制度不同状况的理想与现实的结果描述，我想这种描述应该是多层面的。而且，社会主义文学是一回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学又是一回事，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文化大革命时期，是有许多所谓地下文学的。我以前推荐过捷克作家克里玛与罗斯的对话，他们对当年捷克的地下文学即“桑末滋德出版物”进行过讨论，那是一种不为当局所容的作家、诗人和人文学者们以油印、复印的方式流传的地下出版物，克里玛提到了许多著名的作家以及后来带来国际声誉的作品，在当时，都是桑末滋德文学。这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些问题，即一个国家或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因素是相当多的，简单地归结为意识形态或制度是不对的。如果联系到苏联时期的文学就可以看得更清楚，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却是两种不同的文学景观。为什么？愤怒出诗人，虽然人类社会的总体进程是走向民主，但从宏观的角度看，从文学史上来看，开明的制度有利于文学，专制的制度下也会盛开恶之花。苏联与东欧作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与中国作家还是有差别的，这本身就提出了许多有待讨论的话题。以前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做过研究，但是结论过于单一，还要考虑到文化、宗教的作用，在同一种制度下，作家们可动用的人文资源并不一样。何言宏：我还在想刚才何平的话，他的思路有点“新左派”的味道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各宗各派，也许都有自己的“洞见”，我们应该博取众长，“超越派性”。我觉得这样的思路很有价值，但是要做具体深入的研究，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对于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学术视野具有很大的挑战。在整个世界的文学格局中，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自然有其特殊的价值，这些价值，除了何平所说的这些方面外，我最重视的，是“世界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文化反抗”。这种反抗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它对世界性的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文学的文化反抗，这一点很好理解；第二个方面，是对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文学的文化反抗，这一点可能难以理解，而这一点，却又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这两个层面的反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才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而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当然我在指出这点时，还要强调指出，这种反抗性关系之是否具备，表现如何，都是应该进一步讨论的。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反抗之外，通常被我们所强调的“文化顺适”，也不应该忽视。但我们应在新的层面上来清理和思考这种“文化顺适”。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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