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1)(2)
2017-06-03 01:09
导读：对阎氏话语特点的展示，可能已经帮助读者理解了他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在写法上为什么要与赵树理和寻根、先锋小说的经典叙述自
对阎氏话语特点的展示，可能已经帮助读者理解了他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在写法上为什么要与赵树理和寻根、先锋小说的经典叙述自觉拉开距离的某种理由。既然冷酷年代已经远离文学现场，他无需像赵氏尴尬于“小说”与“政治”的高度平衡。既然“现实主义”规训不再是文学书写的牢笼，那也不必再打出“超现实”旗帜与之抗衡并另辟文学新路。他的“超现实主义”，究竟也不是典型的欧洲与拉美的“超现实主义”，倒是一种土得掉渣和令人难以释怀的乡土中国的另类书写。正如一位年轻研究者在评论《坚硬如水》时所敏锐指出的：一九六七年高、夏山乡革命和法国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跨越时空遥相呼应，形成世界性的两种革命文化空间结构。但其性质却完全不同。五月风暴“表现出造反与性爱行为的统一指向——它们共同作为抗议社会虚伪道德伦理”而存在，因此引发了思想界和艺术界的巨大变革。而高、夏革命“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造神运动，它试图离心出‘革命 恋爱’的叙述框架”建设一种“非法的私密生活”，这当然是对“只有‘地上’的权力阶层才可能享有豁免权(如高干招待所的舞会、被斥为‘黄草’的内参
电影) ”的辛辣讽刺和极端反抗。他发现，阎连科创造了中国乡村题材中从未有过的“地上”和“地下”“互应参照”的故事结构，但他批评道，作家并没有处理好“它们彼此之间意义粘连却又互应参照的关系”[11]。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留心“地道、墓洞、水沟、远离人们的河滩”等“超现实主义”的镜像和情境在当代文学的形象谱系中到底蕴涵着何种意义。在一个也许更为宽泛的小说探索的理解视野里，容易产生的疑问是：“地下”的乡村书写就一定比过去文学史的“地上”的乡村书写更为“真实”? 我们能否就这么以它为理由来估量其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学史创新价值?问题的淤结比问题的提出更具有讨论的价值。这也许是阎连科给他的研究者出的一个不能算小的难题。自然有一千个理由相信，阎连科这样做是不得已之举，既然经典书写已经将乡村叙事做到了“极端”，没给他的小说留下任何余地，我们的作家难道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当然，在今天的眼光里，再称赵树理、柳青小说是“现实主义”摹本应该勉为其难了，但说它是一种变形的“政治超现实主义”又有些尖刻。在大家都承认的历史语境中，人们越来越怀疑了，小二黑、小芹自由恋爱和梁生宝买稻种的经典细节对中国当代农民精神境界的“纯化”与“拔高”，这种被“现代性”所夸张和重述的乡土生活，与中国农民非常朴拙和乡气十足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 它们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吗? 然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小二黑、小芹的“婚姻革命”和梁生宝的“公而忘私”，用生活标准去衡量虽疑点多多，他们带有太多矫揉造作的痕印;但放在“现代性”语境中，放在文学史上，至少放在小说的叙事效果上它却是大放异彩的，因为文学史、小说叙事永远都是以“陌生化”为目标的，进一步说，在“行业话语”的意义上，它们不就是一种被充分放大却没有超出心理接受极限的“超现实主义”吗? 文学，难道不就是这种可以在广义上充分被理解的“超现实主义”? 我们不一定都把小说家看作生活的牧师和真理的人间代表吧，他们同时不也是忠实于“手艺”的工匠，是一个拿小说来做活的人? 这就是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关系中的“矛盾”。而在我看来，它恰恰也是阎连科小说的奇怪而复杂的地方。据我理解，他是在充满悖论的小说多层断面上与赵树理、八十年代本土派“超现实主义”和《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文体形式等等因素发生广泛纠葛和深入联系的。但是，究竟是如何发生联系，如何摒除某些部分又吸收利用了另外的部分，如何利用了文学史经典又如何将这种利用在写作实践中加以陌生化的，这才是我们能否有效把握他小说的多重叙述而不是词不达意的难点之所在。毕竟，如何理解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的关系牵涉到如何理解文学与评论的关系。如果说评论与作品是一种交叉和互文的关系，评论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认知，那么与此同时作家的写作也在扩展着评论家的想象空间，在建设着我们纵深地理解文学的无限可能性。依我看，拿赵树理、拉美文学去讨论阎连科“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也许是笨拙的、机械的，但舍此也无法能真正进入对他具体作品的研究。如果单是贴着他的作品看问题，那么其作品中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就被不小心地遮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