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1)(4)
2017-06-03 01:09
导读：但我们对李陀与阎连科之间的“争论”不可能视而不见。李陀认为，超现实描写、话语狂欢等手法是有“价值”的，但小说最为重要的功能还是“写实”：
但我们对李陀与阎连科之间的“争论”不可能视而不见。李陀认为，超现实描写、话语狂欢等手法是有“价值”的，但小说最为重要的功能还是“写实”：“在超现实的叙事之中，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加强人物性格的刻画?”他使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标准来要求阎连科，在它们那里，“人物性格的刻画是最重要的艺术手段，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妮娜》、《复活》完全靠人物的发展推进情节和故事”。《受活》尽管“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还是显得单薄一些，不够丰富，不够复杂”。小说作者可能还把它看作是针对“那种庸俗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和思考方式”呢。但他也承认，“靠人物刻画来推动故事情节走不出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而超现实写作却有可能走不进人物内心的最深处。这是一对矛盾”。李陀的意思，有那么一点将这种“倾向”与《哈利·波特》拉扯到一起的意味，作家有点“光火”，他为自己辩护并反驳道：“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应该是世界名著吧，它就融进了非现实主义的因素，但是，仔细思考一下，你会发现，《百年孤独》是没有人物的，其中所有的人物，可以说大都是单一的、薄浅的和符号化的。”表现得也有一点点不以为然。但李陀接着“无力”地抵抗说：“正因为如此，才更应该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子。”[18]
按照李陀的理解，“写实”反映了小说对人物性格塑造、细节真实的严格要求和它们与社会环境的严格的逻辑联系。他的不满是：“先锋小说”以降，“写实”重要性的急速降低乃是催生“小人文学时代”到来的消极因素之一，它损害了文学最珍贵的品质。作为“后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阎连科的小说当然不是“小人文学”，他的气质、思想和作品品质，可能更接近于李陀那种“伟大小说”的“标准”。但问题是，在阅读印象上，复杂的担忧也随之产生：作家在荒诞描写上怎样让读者更为贴近他所理解的社会生活的“可信性”?在形式探索的过程中，他怎样使自己的小说在超现实意义上发展成为“史诗性”的作品?在中国，凭我个人的有限阅读，包括在我们这些所谓的“专业读者”的心目中，是不太“真正”认可《尤利西斯》、《百年孤独》这些“翻译小说”的无边法力的(而在许多作家那里，同样的情形可能正好相反) 。我们可能更容易对《红楼梦》，以及与中国人的历史气质和人文处境比较接近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激起心灵深处的深刻共鸣。那里面散发着的草原的青涩的气味，大战过后深邃而高远的天空，以及安德列和皮埃尔在俄式客厅里所争执的问题，以至他们为表述内心的矛盾而出现的特殊手势、言语特征等等，更能触动我们灵魂中的那一根敏感的触须。在两个不同的国度和文化语境中，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什么竟会如此相通? 这大概是那些准确、细致到条分缕析程度并达到了某种活灵活现效果的“写实”的成分，是那些虽不够现代进步却朴素自然的小说原理，与我们对“生活”的基本感觉更加契合的缘故罢。
当然，以文学同行的眼光，我完全理解作家的选择。作为文学书写的第一实践者，作家难道不比我们更懂得写作的难度、复杂性和实验的风险性? 但我更愿意跟他们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不可否认，阎连科是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一个后续者。正是他跨过了先锋小说艺术形式的“陷阱”，把形式的意识形态提升到了一个少有的高度。如果说马原、余华、格非的前期小说意味着先锋小说的“未完成性”，那么阎连科在此基础上构筑起的是一个更为成熟的艺术形态：一种以现实经验为根基的充满河南乡土味的“超现实小说”。与大多数先锋小说的“无根感”相比，他的“耙耧山”存在于深厚沃土的“文化原乡”当中。他把先锋小说很多不切实际的设想都落实到了写作的实处。但先锋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简化理解也被作家接受了下来。在阎连科这里，它被等同于“庸俗”、“传统”、“简单”、“概念”、“垃圾桶”等，作家在批判和反省“庸俗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把现实主义的并不庸俗的重要艺术元素连带着排斥了出去。这种理解方式当然是作家的，是从作家写作的功利目的出发的，它被怀疑有缺少学理的严谨和不规范的特点。事实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活在“今天”的作家不都是“现实主义”作家? 所谓表达“劳苦人绝境”、“崇拜劳苦人”的说法，不正与“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诉求如出一辙? 为什么有人会说，“看了《受活》”，“最起码的可信性都没有了?”[19]得出如此不愉快印象的一个缘由，是不是因为“先锋小说”对“现实”的故意偏离，在阎连科那里得到了更加偏颇的强调? 一种“反小说”的写法，在这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小说规则的惩罚? 众所周知，小说的材料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称之为生活的材料，它的物质性，正是作家与读者之间对话、交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小说之所以是小说，不是神话也不是
诗歌，正是因为它更接近于生活的日常性质，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对“自然的模仿”。这个陈旧的真理，在今天的小说中并未过时。于是在我们看来，是不是更应该考虑的是“超现实”与“现实”两种成分在小说中的比例问题，是应该表现“过猛”还是“有所约束”，在“狂欢与写实”之间，怎样一种写作的“平衡”才是一种最高最巧妙的“平衡”，等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说写作问题，对它的继续深入的探讨，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小说的外行所能担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