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1)(2)
2017-06-10 01:00
导读：|1800-1809 82先令2便士 |1810-1814 99先令2便士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人口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农民失
|1800-1809 82先令2便士
|1810-1814 99先令2便士 第三，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人口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不断流入城市，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工厂制度的建立、机器的使用，大量的小生产者和工人被排挤出生产领域，他们成了一批“过剩”的人口。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早已作过深刻的揭露。 以上三方面情况是马尔萨斯主义兴起的基本原因，所以，人们的解释通常也限于此。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反人口主义，“或者把它和19世纪使这种态度大为流行的一个人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竟能从18世纪中叶起就在经济学家中间冒了出来”。他认为，反人口主义学说实际上起源于法国，18世纪法国并不美妙的经济和政治处境，使得“人们的思想从大胆的冒险转向于农业所能提供的机会，从不断进化的梦想转向一幅‘成熟的’或接近静止的经济的图景”。而在英国，由于人们经常受失业的困扰，尤其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期间，这些问题比以前变得更加严重，结果，“反人口主义的情绪也在英国人头脑里占据地位”[9]。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十分富有逻辑。但是应当指出，他的分析基本上限于经济学的思维框架。 本来，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二元的特性决定了人口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人口问题远比人们通常所想的复杂。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0]，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惯、心理、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很多方面都密切相关，这就需要研究者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比如，从物质经济方面看，马尔萨斯主义的兴起显然表明当时的英国和西欧面临着一定的人口压力。但也应看到，一定的人口压力并非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反应，人口压力是一种伸缩性极强的社会现象，一个社会稍有人口压力，便会迅速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另一个社会有很大的人口压力，却会麻木不仁，直至人满为患。在这两种情况下，影响到人口压力的因素就不止是经济方面了，许多被研究者所忽视的因素，实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和文化传统就是这样一种不易为人察觉而又左右着社会对人口压力的态度的因素。这一认识是我们通过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对比而得出的。 二、中国“马尔萨斯主义”的命运 中国近代人口增长极快。从1650年约0.9亿人口，增至1850年前后约4.5亿[11]，200年间人口净增4倍，我们称此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发生了革命并无不妥。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识之士开始考虑人口问题，洪亮吉(1746-1809)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治平篇》和《生计篇》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当时人口问题的看法，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显然，这里的数字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看法与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相类似。此外，他预见人口过多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后果，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办法，与马尔萨斯多有相同之处。应当指出，这位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高宗实录馆纂修官等职的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还在1793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他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首次阐述的人口理论早5年。然其命运与马氏理论迥然不同，据称是在故纸堆里被埋没了100多年以后，方为世人所知[12]。 为什么发生在中英两个社会里十分类似的情况会出现极为不同的结果？如果用经济分析法证实当时中国面临的人口压力不如英国那么严重的话，这或许能说明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出现、但不能使马尔萨斯主义流传的原因。但事实正好相反，这里不妨借用马尔萨斯本人的话来评论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他说，“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产资料却没有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并且乐于食用欧洲的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的腐烂变质的食物。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扔弃他们的子女，也趋向于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长。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发生饥馑。在其人口就它同生活资料的比例来说如此众多，以致其平均产量仅足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造成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13]以马尔萨斯的标准来看，当时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欧洲人不能承受的程度。不过，这种境况似乎并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对土生的“马尔萨斯主义”的兴趣。当然，马尔萨斯对中国的上述评论所依据的材料或许属于道听途说，不足为信。那么，我们还可以引用当代人口史和
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比较近代中英两国的人口经济状况。首先看人口增长幅度：1700年，英国人口约为503万，1801年约为867万，1850年约为1652万[14]；而中国在这三个年份的人口总数分别约为1.0亿、3.0亿和4.4亿[15]。换言之，在整个18世纪，中国人口大约增加了两倍，英国则增加了约73%；到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人口增长幅度大于中国。但总的看来，这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人口增幅要大于英国。其次看人口密度，在传统社会里，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依靠，人地之比往往反映人口的压力。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47个居民[16]。与此相应，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中国18个行省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35.4人（约合每平方公里91人）[17]。倘若考虑到自然环境、面积大小等地理背景[18]，则英国的人口密度与中国许多地区相比，相差尤为悬殊。所以，从人地的比率来看，当时的英国远未到人满为患的地步[19]。第三，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来看，中国逐渐落在英国之后。大体从中世纪末叶以后，英国经济不断进步，农业首先向现代化转变，到18、19世纪，英国农业进步成就巨大。“从1710年到1810年，不列颠的人口翻了一番，而农业生产满足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在18世纪上半期，英国还是一个粮食出口国[20]。中国的农业在近代以前很久，就处在停滞状态，虽然农业产量有较大的提高，但劳动生产率很低[21]。有人比较过历史上中英两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指出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高于中国，而且自13、14世纪以后显示出相当显著的上升趋势，而中国自明代中期以后到清代中叶，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土地产量不能和投入的劳动量同比例增加[22]。至于在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进步，中国更是不能同英国相比，英国自18世纪中叶以后，工业革命蓬勃展开，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援引19世纪中叶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的话，指出“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23]。 我们在这里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为参照，并不是要证明英国没有人口压力，而是说，这两个社会在18、19世纪都存在着人口压力。相比之下，就经济物质方面而言，中国的人口压力要大得多，但对人口问题的反应英国则更为敏感和强烈。这说明，人口问题的起因有着比经济更为广泛复杂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在经济分析的框架以外，寻求马尔萨斯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兴起和传播的基础——文化和历史传统。 三、西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一）人口思想的主流：适度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