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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1)

2017-06-25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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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贾谊认为。汉初由于采取“无为”政策使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富商大贾、诸侯王的僭越,社会风俗的败坏。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的日益贫困等等,都将阻碍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贾谊试图重定礼制,规范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封建统治处于一种可控的、良性的发展之中。   关键词:贾谊;文帝;富商大贾;礼;经济   贾谊,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他博通古今,十八岁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鉴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他认为汉初黄老的“清静无为”不适应“方今之势”,黄老之放任、不干涉主义导致国民严重两极分化:“封建王侯和权贵重臣”与“富商巨贾”互相勾结,兼并土地、追逐利禄,竞相奢华;而广大农民则陷于饥寒交迫、游离失所之中。贾谊认为,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儒家礼教的“有为”措施的推行,“礼”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制礼明分,遏制封建王侯经济势力的膨胀
  
  荀子主张“制礼明分”,即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划分为若干等级,为不同的人规定占有财产和生活用度的不同的“分”,他所说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m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对荀子的这一论断推崇备至。贾谊说:“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而汉初社会的情形,行将打破这种君臣之位,因为那些依仗特权迅速崛起的诸侯王成了与朝廷对抗的“小王国”,对此,贾谊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
  贾谊所言并非耸人听闻,汉初的诸侯国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土地,全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余万,诸侯王国即占了八百五十多万。诸侯国大多地处宜耕宜商,矿藏丰富,可以渔盐立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诸侯国权力很大,不仅可以支配王国内的一切税收,而且可以按中央政府的规定,在本封国内征发徭役兵役,开发山林资源,进行铸币、冶铁等经济活动,完全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独立的封建王国。那些大的诸侯国往往“跨州兼郡,连城数十”、“钱布天下”、“富埒天子”。诸侯国社会经济的大幅发展使他们更有资本在礼制上僭越,他们的僭越行为表现在名号、车舆、衣服等各方面:“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丞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日乘舆,乘舆等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贾谊对这种“君臣同伦,异等同服”的行径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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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认为“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札乐”,严格礼的外在表现形式。贾谊相信贵贱没有天生之相,而是靠人为的外部标志来区分的:“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这里所说的“等级、势力、衣服、号令”已经不是具体指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了一种抽象的封建礼制等级概念,它确定了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等级区别,并以此为准则来划定物质财富的分配度量,正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诸侯王的僭越行为不单表现在名号、服饰等方面,更有甚者竟会觊觎天子之位。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相接叛乱便是实例,而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贾谊认真研究了异性王和同性王反叛的事例,得出“大抵强者先反”的结论。他说:“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先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不足以行逆,则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他认为诸侯王对朝廷有无背叛之心,与各诸侯国的经济势力的强弱有着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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