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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在权力与体制之间(1)

2017-06-25 01:01
导读:文化论文论文,学术:在权力与体制之间(1)应该怎么写,有什么格式要求,科教论文网提供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体制与权力的关系,向来都是一个大家都很敏感,同时也是人所
体制与权力的关系,向来都是一个大家都很敏感,同时也是人所逃脱不了的社会网罗。人们常常以为,这样一种关系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了某一具体政治实践的复杂而残酷的内部经验,因而人们常常习惯于从一般政治学的角度,把"体制与权力"当作一个具体的政治实体存在及其实践过程来加以理解。但实际情况却是,"权力与体制"的关系在其日常社会政治运作之外,又常常直接进入到我们生存活动的其他社会领域,包括像"学术"这一通常被奉作"纯洁"、"高尚"和"自由"的精神领地,也同样不断地延伸着特定的"权力与体制"关系,甚至毫不逊色于一般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体制与权力"的表现。由此,在事实上,"体制与权力"的关系构成了我们的现实生存世界里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制约力量,既规定了现实中人的具体的社会存在过程,又构成了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的人的一切文化经验。从这一点上讲,以前人们常说"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的确有它的充足道理--当然,这种"不可分",更大程度上指的是由特定学术体制所派生的学术权力的政治性转换或实践表现。反过来,那种寄希望于"回归"学术的"纯洁性"或简单性,并且试图以此来为学术和政治划定各自区域和权力界限的努力,倒是显得有点浪漫可爱却又不喑世故了。
也许,学术领域所存在的这种"体制与权力"的关系特性和力量,并不独中国才有。就在后现代的理论家那里,权力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体制问题便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对象,包括像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诸如"后殖民"、"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看似极其学术化的争论与思想主张,其实在它们的背后,我们几乎都能够看出某种权力特性的表现--尽管这种权力特性总是以某种必要而艰涩的话语形式来体现的。不过,有一点我们却可以认为,学术权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强制性,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学术体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构,却是当代中国学术领域里非常鲜明具体的一个"特色"--我的意思是说,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学术权力的"政治身份"与包括学术体制在内的整个社会体制的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化,在当代中国不仅是普遍的事实,而且它还是导致学术权力政治化运作的客观因素。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客观因素的存在,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中"体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产生出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对于这种关系的屈服或钻营。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的各种学术活动中,作为获取学术权力的基本前提和权力运作的根本保障,学术的"体制"本身显然是一种以极其坚定而又简单的意识形态为自身建构本质的,但同时,它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具体运作条件和运作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常常看到,当代中国学术"体制"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以最复杂的形式对于一种最简单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忠诚。正因为这样,每当我们看到某种特定的学术权力具有某些巨大的思想控制力和精神威慑性的时候,也就不应该觉得奇怪:权力以及权力的可能性,完全是同产生这种权力的前提基础相一致的,而权力的产生或丧失、强化或改变,则同"体制"与具体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程度直接同一。于是,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和学术活动中,便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并不出奇的关系等式:对于学术权力的渴望,直接导致了一种对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无条件服从;而对于"学术权力"的信任,则直接规定了人们(或者说是学者们)对于"体制"/意识形态的畏惧与认同。反过来也一样,对于"体制"的服从,对于意识形态的内心畏惧,又为人们迅速获得一定的学术权力提供了最有利、也是最基本的条件。换个方式说,在学术的"体制"与"学术"的权力之间,并不存在、也丝毫没有必要信守任何一种自始至终守恒如一的"学术价值"准则;"体制"之于"权力",其所表达的本来就是一种单向的意识形态的绝对规定性。这样,出现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的一个普遍情况就是:每当人们热衷于在理论层面上表现自己对于一定意识形态的说明能力的时候,其后面便肯定还藏了某种权力图谋。从这一点上来理解当代中国学术领域的种种事实,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活动的基本面貌,我们就会相信,各种各样所谓"555主义"的自我标榜,其实是同"权力"问题相关联的,它们实质上不过是在同"权力"进行着一场明目张胆的交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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