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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岩》的生产(1)

2017-06-23 01:00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以中国当代闻名小说《红岩》作为案例，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生产机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会位置及工作程序进行了分析，说明出版机构在文学生产中的多重决定作用。 【摘 要 题】文学与出版 【关 键 词】场所/位置/话语网络/教育意义/重点稿 【正 文】 　　　　一、中青社的成立和中青社的位置 195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的前身青年出版社成立。出版社由出版发行部和编审部组成，编审部下设青年读物编审科、少儿读物编审科和美术编审科。1953年4月，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联合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邵力子、刘导生任董事会常务董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心(以下简称团中心)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朱语今任党组书记、副社长，李庚任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 中青社的成立作为一个事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场所”，在新中国成立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中青社所处的位置。位置很重要，因为处于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权力关系，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话语生产策略和话语生产类型。中青社是团中心的直属社，或者说就是团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社领导由团中心的各级领导兼任，如团中心第一书记胡耀邦兼任常务董事，团中心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等。中青社在政治场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团中心的任务同时也就是出版社的任务。 实际上，成立中青社的目的就是配合建国之初建团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广大青年的迫切需要”[1] (P11)，因此，青年出版社的工作宗旨很明确，即配合团中心搞好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红岩》出版时任中青社社长的朱语今曾说：“我们之所以能在译者和美术工作者的帮助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出版方针。这个方针是要把出版当作教育的工具。”[1] (P8)这样，“教材”的出版，就成为中青社的中心任务和出版目标。当然，“教材”包括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用途。开始主要出版有关共青团的工作和青年修养的读物，从1952年起逐步增加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书籍。在与开明书店合并后，中青社出版规模扩大，“教材”的领域也相应地扩大了范围，分别由四个编辑室负责：第一编辑室——青年读物编辑室，出版团的知识等类书籍；第二编辑室——文学编辑室，出版文学类书籍；第三编辑室——社会科学编辑室，出版历史、马列类书籍；第四编辑室——自然科学编辑室，出版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从中青社1950年至1984年历年畅销书目录可以看出，属于自然科学类的“教材”极少，大多数还是前三类。 当时，配合团中心教育青少年是文学编辑室的主要任务。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的李庚说：“从1950年到1957年，青年出版社一共出版了文艺图书442种。综观起来，最突出的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很多作品的内容，和时代和党教育青年的要求结合得很紧。”[1] (P14)文学编辑室最初主要的出版方向是人物故事。关于人物故事的作用，原中青社编辑黄伊曾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团中心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着重抓了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传记小说的出版，先后出版了《刘胡兰小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董存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文集》等书，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五十年代一代新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极良好的作用。”[2] 选择的人物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涌现的革命英雄，这些人物所在的战争年代“像更稀少更富戏剧性的危机关头一样，具有充分地显示他的精神品质的机会”[3] (P80)。因而，这些非凡年代的英雄在“道德尺度”和“功绩尺度”上都比一般的常人要“高”，非常适合作为和平年代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据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原主任江晓天回忆：“我们出的第一本书叫《刘胡兰小传》，作者梁星，九万字，这本书一出可了不得了，不断再版，印了上万册，很是轰动，很受欢迎。第二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社会影响太大太强烈了。后来，就有意识地来抓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记，有意识搞得第一本是《董存瑞的故事》，然后是《牛虻》的翻译出版。这时，团中心领导改组，胡耀邦任第一书记，胡耀邦经常向中青社提出出书的建议，他亲自点名抓了《青年英雄的故事》，写关于志愿军英雄的小故事，比如罗盛教等。”（注：据笔者2004年12月对江晓天访问的口述资料。）《青年英雄的故事》是由团中心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宣传介绍了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等六位烈士的事迹。此外，在1984年中青社编辑的“历年畅销书选目”中，“革命故事”书目还有《刘胡兰小传》(1951年)，《董存瑞的故事》(1954年)，《高玉宝》(1955年)，《向秀丽》(1959年)，《青年英雄的故事》(1964年、1965年)，《忆张思德同志》(1965年)，《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1966年)，《一心为革命——王杰的英雄事迹和日记》(1965年)等[1]。 1955年底，为了加强传记文学和革命故事的出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专门设立了传记组。当年，在编辑张羽的工作日记中，曾列出了七十七项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和约稿计划。其中的第五项是《江竹筠》，拟定写稿者为罗广斌等。差不多一年后，开辟了另一个传记文学的新领地，就是《红旗飘飘》。在革命传统教育“教材”的出版方面，《红旗飘飘》的出版是中青社出版史上的一个亮点，与稍后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堪称“双璧”。从张羽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出，从1956年10月中旬以后，编辑部连续召开密集的会议，研究探讨传记文学工作，探讨研究的结果之一就是《红旗飘飘》的创办。创办这个丛刊的原因是，中青社的编辑们发现，在革命回忆录的约稿过程中，有许多质地很好的“矿藏”并不适合大规模地“开采”，写成的文章大多不能单独成书出版，弃之可惜，而丛刊的形式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二、中青社的“重点稿”和“大盘菜” 当年，中青社编辑对一部书稿在进行初审后会写出不同的《审读意见》，有的是“修改后出版”，或“修改后作为重点书出版”。1958年以后，中青社逐渐明确了“大力提高书籍质量，不能单纯追求数量”和“抓重点书，搞‘大盘菜’”[4] 的原则。作为原则，“抓重点书”对出版业具有普遍意义，但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什么书可能作为重点书出版？什么书只能作为一般书出版？什么书可能作为可出可不出的书或干脆不能出版的书？它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一个“话语”，就是一个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规则，决定了可以做出的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决定了什么事情可以被谈论和对这些事情可以谈论些什么。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教育”、“教育意义”是文学生产中很重要的要害词，在当时的文学语汇系统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它是革命话语生产链环中的重要环节，既规定了革命话语生产的内容架构，也是革命话语生产的最终目的所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一个时代文化生产的“知识型”和“话语场”，成为连接国家政治和文学生产两个场域的中介。“任何统治机构都试图把‘正当的’观念灌输到它所统治的人们心中”[5] (P391)，协助党完成对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和帮助一代新人成长，成为中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生产的动力和功能所在。当时，国家频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如“传统教育”、“革命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几乎每一次教育运动都是和现实政治任务相互配合的社会动员，如50年代初的反美和抗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献礼”运动；60年代初期的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教育和宣传被认为优于“主观的静止的”说教。有没有教育意义，有多高的教育意义，是判定一个素材或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核心标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有反面教育意义”构成了文学作品由高到低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系统地将文学的评价标准从审美的角度转换成政治伦理学的角度，思想性或政治的高/低取代了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判定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而尽可能提高作品的思想高度，将作品修改得更有教育意义，则成为文学作品修改的主要用力方向。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