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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鲁迅与鲁迅的失败(一)(1)

2017-06-21 01:03 大家好！今天开始讲鲁迅。　　在讲完第二讲之后，同学应该猜到，今天的第三讲应该是讲鲁迅了。确实，在“《红楼梦》美学”当中，我们不可能回避鲁迅。　　在中国美学史上，或者说在中国文化史上，鲁迅给我们的最深刻的东西，我觉得可以用这样两种表述来概括，一个叫：“失败的鲁迅”，一个叫：“鲁迅的失败”。我觉得用这样的两种表述，就完全可以把鲁迅的成功和失败讲得十分清楚了。一、鲁迅是谁？　　出走大观园的“宝玉”　　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鲁迅是谁？　　那么，鲁迅是谁呢？当我们面对历史人物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精神导师的时候，弄清楚他是谁，尤其是弄清楚为什么历史偏偏选择了他而没有选择别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当我们面对鲁迅时，尤其要如此。大家知道，按照一般的看法，其实历史是完全可以不选择鲁迅的。因为鲁迅根本就不是学文学的，也不是学哲学的，更不是学美学的。他是学医的。而且，从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来说，鲁迅的影响也不是最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所比喻的那把“时间的镰刀”，已经把每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都刻在了历史的光荣榜与耻辱柱上，结果，我们非常意外地发现：时间为我们留下了鲁迅。哪个人不想不朽呢？哪个人不想青史留名呢？十分残酷的是，在中国，只有鲁迅战胜了时间。而很多很多人都没有战胜时间。鲁迅很光荣地留在了历史的光荣榜上。博尔赫斯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命中注定要不朽的作品，”就是那些最伟大的作品啊，“可以穿过书写的错误，近似文本、漠不关心的阅读、不理解的火墙，不朽作品的灵魂经得起烈焰的考验。”[1]大家不难马上想到，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的作家其实真的不是很多，在中国，应该说首屈一指的就是鲁迅。不过，鲁迅的作品也像那些伟大的作品一样，不如哈巴狗、小花猫那样乖巧、那样讨人欢心，它有一种傲慢的冰冷的气质，绝不讨好，但是却期待发现。而且，当我们面对鲁迅，无论他的目光多么慈祥，我们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震撼！当然，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还要关注鲁迅的理由吧！　　那么，鲁迅为什么就能够战胜时间呢？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因为他代表着我们民族20世纪这整整一百年的精神觉醒。浙江有一个大儒叫马一浮，说过四句我认为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什么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呢？要“如迷忽觉”，像一个谜，突然被解开了；要“如梦忽觉”，就像做梦，忽然醒了；要“如仆者之起”，摔倒了，突然站起来了，要“如病者之苏”，像有病，最后被医治好了。凡是能够“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的，就是最好的作品。我常说，这是关于诗歌乃至关于文学的最为形象也最为精彩的表述。那么，哪个作家在中国最当得起这四句话呢，肯定就是鲁迅。他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啊。　　因此，鲁迅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触角，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土壤。现在有很多青年人讲不要看经典，就只要看那些畅销书。我说，那除非我们设想：我们都是孙悟空，我们都是试管婴儿，也除非我们设想，所有的庄稼和鲜花已经都不再开放在大地上，如果这两种设想成立，那么，鲁迅就可以不存在。如果我们还需要精神触角。如果我们还需要土地，那我们就还需要鲁迅。　　不过，在我们的眼睛里，鲁迅的形象也有不同。他首先是句号，因为他实际上结束了一个时代。其次他是个感叹号，因为鲁迅的倒下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丰碑。第三，他也是个省略号。因为在他身上、在他的著作里，都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也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可能弄清楚的，或者是无法弄清楚的。例如，鲁迅和他弟弟之间的恩冤，我们就不可能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第四，鲁迅有时候也是双引号，尤其在文革的时候，他是双引号。所有的人写文章都引鲁迅，除了引毛泽东，就是引鲁迅。那时候我的中学同学吵架时也不忘引鲁迅的话，什么“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2]，等等。林语堂说中国有几个可以令人会心一笑的人物，例如庄子、苏轼。在我看来，还要加上鲁迅，他们是代表着国人心灵的人物，然而也因此就最容易被心理投射所扭曲，并且因此而成为两个庄子、两个苏轼，在鲁迅被看做双引号的时候，那也很可能是被我们的心理投射所扭曲的鲁迅。第五，鲁迅还是个逗号。为什么呢？因为思想的长河、美学的长河、文学的长河都不会有终止的时间，鲁迅也不可能穷尽全部的真理，所以，我们还要接着鲁迅讲；最后，最重要的是，鲁迅实际上是个问号。鲁迅未竟的事业是什么？鲁迅没能解决的难题是什么？鲁迅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或者说得干脆一点，鲁迅的失败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我在讲鲁迅时所关注的就是作为问号的鲁迅。　　还回到前面的讲座，我已经讲了《红楼梦》。那么，《红楼梦》之后的中国美学是什么情况呢，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容易也不容易，说不容易，是因为太错综复杂了，说容易，是因为我们只要讲三个人就可以了，这就是三个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第一个“宝玉”，我上次讲过了，就是顾城。那是一个很不像样的“宝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那是一个最真实的“宝玉”。当从那么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出走后，最有可能的就是经受不住现实的残酷的打击，变成一个非常自私的而且对社会充满了仇视的人，也就是顾城的选择。那么，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的第二种选择会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关注王国维。王国维是从大观园出走的第二个宝玉。我经常强调，研究中国人的思想历程，有两个人的自杀是必须关注的。一个是屈原的自杀，我在第一讲《失爱者的哭泣》中跟大家讲过，屈原的自杀代表着中国在一个群体社会里因为没有办法解释那个“无缘无故的苦难”而产生的苦恼，还有一个就是王国维的自杀。作为一个从大观园出走的宝玉，王国维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体的存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个人”的发现者。我已经讲过，屈原的自杀是因为意识到社会的强大的力量的结果，是从自然的“无缘无故”到社会的“无缘无故”，在他之后，曹雪芹第一个发现了由于对于自然的“无缘无故”与社会的“无缘无故”的“瞒”和“骗”，所有人的人性因此都是不真实的，也因此，他进而呼唤真实的人性。而王国维发现的，则是个体的“无缘无故”，也就是个体在世界上的毫无保护的孤独的“被抛”状态。这个“个人”是肯定要死的，是一生下来就被判了缓期执行的死刑的，更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就是表现再好也不能改判。而这个知道自己必死的“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诞生过。我们用“骗”的办法，用“瞒”的办法，用“躲”的办法两千年来拒不面对这个问题，也拒不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全部的美学问题、全部的文化问题都必须来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王国维因此而开始了中国的真正的美学。而且，由于这种孤独的“被抛”状态在王国维那个地方表现为那种被他总经常挂在嘴边的“痛苦”。王国维的美学实际就是一种充满了个体悲剧意识的生命美学。他是中国的生命美学的最早的领军人物。王国维最早发现了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的对应，就是说，发现了个体。20世纪国内有实践美学，也有生命美学，学术界一般说我算是生命美学的领军人物，其实，生命美学的领军人物是王国维，当然，后来还有鲁迅。但是，王国维的路也走不长。为什么呢？因为他被吓坏了。像千百年来的中国人一样，他从来没有就见过这样的“个人”。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得很有安全感的。我们有一个组织系统来评价我们，死了有什么可怕，“重于泰山”就行，死有什么可怕，“留取丹心”被“汗青”“照”一下就行啊，是吧？我们一直误以为“组织”的评价、重于泰山、“照汗青”都比死更值得我们关注。但是王国维第一次发现：个体的生命本身才是最重要的。打个比方，你的一生能活八十岁吧，那相当于你有八块钱。他问的问题就跟这八块钱有关，在古代我们从来自己没花过这属于自己的八块钱，自古以来就是皇帝帮我花、父母帮我们花。现在突然把这八块钱给我了，我怎么花啊？而且，这可是一次性的啊，花一块就少一块啊。王国维拿到了这八块钱以后被吓坏了。换句话说，人既然是肯定要死的。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他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王国维的失败也就在这个地方，尽管他是打开魔盒并放出个体生命这个美学魔鬼的中国现代的美学潘多拉。所以王国维才感叹：可爱的东西不可信，可信的东西不可爱，而他正是想找到一个又可爱又可信的东西，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于是，他觉得，那我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有什么理由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就是王国维的最大的困惑，正是这个困惑，导致了王国维的自杀。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老实的人，这个问题既然解决不了，那么他就投河自尽。所以他说他是为痛苦而生，也为痛苦而死。可惜，这样做也并非问题的解决，而是令人痛心地整个儿地让出了生命的尊严。不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去多讲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的《王国维：独上高楼》（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那里已经说得非常详细了。　　第三个走出大观园的“宝玉”，就是鲁迅。鲁迅的成功在什么地方呢？鲁迅的成功也是从发现了个体的尊严开始。但是又不仅仅发现了个体，而且发现了个体的悲剧。因此，王国维从发现个体到发现了人生就是痛苦，鲁迅的发现则再进一步，不但认为人生就是痛苦，而且认为痛苦就是人生。王国维发现人生就是痛苦，于是就想办法去解除痛苦。这意味着王国维并没有发现痛苦是“无缘无故”的，因此也是根本无法解除的。鲁迅就不同了。在他看来，痛苦就是人生。意思就是说，这个痛苦是无缘无故的，你不要想解除它，它根本就没有原因，也无法解除。痛苦就是人生本身。每一个人的生存只能是与痛苦同在。这种对于痛苦的发现，应该说就是鲁迅的最大贡献。　　相比之下，鲁迅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是人格最强大的。顾城的路他当然不走，王国维的路，在他看来也是懦弱之途。是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必然要死，我们会过得很快乐。如果知道自己要死，我们会过得很不快乐。因为所有的东西会失去意义。你死了以后意义还有什么意义呢？王国维就被这个东西给吓坏了。鲁迅的回答却很简单，他说：人活着就是因为他没有意义，那我就跟没有意义共死共生。跟没有意义共死共生就是我的意义。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坟”的哲学。鲁迅说，没有必要寻找目标，作为生命的个人，也没有目标可寻找。国家历史有目标，可以实现什么、什么主义，实现什么、什么理想，个人有什么目标呢？个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坟”。所以要找寻个人生存的意义，那肯定不能在目的的角度去寻找。那么王国维错在什么地方呢？他总要去找一个有意义的目的，但是所有的目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坟”而已。只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呢？只有往“坟”走的那个过程是有意义的。打一个比方，西西弗斯的神话说的什么意思呢？西西弗斯相当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生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把石头推到山上，然后再掉下来，再推到山上，再掉下来。每个人的一生无非就是这样重复，你以为过得有意义，其实没有意义。我们只有实实在在地承认：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没有任何意义你还得过这一生。那怎么过呢？西西弗斯的启迪就在这里。他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挥汗如雨地推石头上山，而在于他把石头推上山以后，石头轰然一下滚落山底之后，他仍旧从容地走下山，再开始推石上山的无谓人生。而且，在走下山的过程当中，他还发现并欣赏着路边的野花。这，就是鲁迅所发现的东西。我觉得到这个地步，应该说鲁迅把中国文化整个儿地就颠倒过来了。红的成了白的，白的成了红的。为什么呢？它已经完全地个人化了，《红楼梦》的时候还没有个人化，只是人性化，而到了鲁迅，完全地被个人化了。历史的意义被消解了，道德的意义被消解了，二十四史的存在被消解了，一切都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绝望的个人（而实际“绝望”恰恰就是对于“痛苦”的觉悟）。那么，出路在哪里呢？“当土匪”？像陶渊明一样地躲到乡下去“玩玩”？通过“钞古碑”把自己诱惑到别样的世界？自杀乃至杀人[3]？“以谎言”作盾牌来抵挡黑暗与空虚？总之，他曾像王国维那样“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但最终还是没有因此就畏缩不前。儒、道、佛、耶都不足以支撑自己，那他就转而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与黑暗势不两立的人格、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面对无数“歧路”（不知走哪一条）、“穷途”（找不着路），鲁迅不但毅然堵塞了人们为逃避绝望的人生所准备的一切退路，而且绝不问路地毅然向前走下去。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置于不施麻醉的绝望之中而且去——反抗绝望。反抗绝望，这，就是鲁迅的选择！　　心灵黑暗的在场者　　具体来说，就鲁迅而言，“无缘无故”的痛苦的发现、痛苦就是人生的发现，人生就是绝望的发现，使得他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因为发现了无缘无故的生命痛苦，结果就发现了中国文化和这个无缘无故的生命痛苦距离得有多远，中国人始终是处在一种心灵黑暗的状态。二十四史、帝王将相、李杜苏辛、《三国》《水浒》，加起来等于一个“心灵的黑暗”。但是有史以来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这么明确的判断，所有的人都在隐瞒这个事实和曲解这个事实。只有曹雪芹才开始接近这个判断，而鲁迅才真正意识到了这一千古秘密。所以我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再进一步，鲁迅又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的在场者，他而且还勇敢地发出了“最后的吼声”。鲁迅的作品因此也就成为来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的声音。也就是说，“迷”的状态、“梦”的状态、“仆”的状态、“病”的状态，只有鲁迅才使之“觉”、使之“醒”、使之“起”、使之“苏”。我们在鲁迅的作品中真正看到了“如迷者忽觉，如梦者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　　我想，大家如果记住了上面这两句话，鲁迅的贡献就不难弄清楚了。我一开始就问过：鲁迅为什么最终会被20世纪所留下？鲁迅为什么最终竟然战胜了时间？要知道，在五四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声其实都是在鲁迅之上的。比如说陈独秀和蔡元培。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的贡献其实远远在鲁迅之上，当时的名声比鲁迅也大多了，还有胡适，胡适介绍西学，整理国故。他的成绩其实在当时也在鲁迅之上。胡适是当时中国文化人的领袖，是当时中国文化真正的中心，是真正的大人物。当时中国人有句话你们知道怎么说吗？“胡适之先生是我的朋友”。还有钱玄同、吴虞，从反对封建制度与封建文化的角度说，他们的影响其实也在鲁迅之上，《新青年》时候，他们写小说骂封建文化，名声远比比鲁迅大。那么，鲁迅为什么能够成为二十世纪的独一无二的先行者呢？最关键的就是因为只有鲁迅才发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灵黑暗这个事实。这就是历史的选择。　　二十世纪的中国，一般人讲存在两大主题，就是启蒙、救亡，但是我觉得存在三大主题，就是启蒙、救亡和翻身。它同时意味着中国的三大意识的觉醒。人的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启蒙意味着人的意识的觉醒，救亡意味着民族意识的觉醒，翻身意味着阶级意识的觉醒。在这三大意识里，最重要的是启蒙，那么启蒙的目标是谁呢？无疑是“人”。相应的，救亡的目标是“国家”，翻身的目标是“江山”。启蒙的目标主要是由三个人来完成的，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救亡的目标主要是孙中山来完成的。翻身的目标主要是毛泽东来完成的。中国的二十世纪无非就是这样三大意识，而在这三大意识里，到现在在历史上最站得住的是梁启超、严复和鲁迅。我们知道，从梁启超开始，他强调西方文化中人的素质的先进。西方文化，我们开始以为它的自然科学很先进，后来以为它的政治制度很先进，只有梁启超说，西方文化的先进在于人的素质。所以他说在中国最重要的是改变人的素质：“民德、民智、民力”，而严复则强调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到了鲁迅，就明确提出来，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首在“立人”。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西方富强的秘密、中国落后的秘密就是在梁启超、严复、鲁迅的手上才被揭露的。当然，还可以讲得更清楚，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可以试着再去努力。但是在二十世纪讲得更清楚的，到二十世纪结束为止西方富强的秘密、中国落后的秘密被讲得最清楚的，也就是梁启超、严复、鲁迅，尤其是鲁迅。而且，在他们三者之间也有不同。梁启超和严复只注意到了群体的觉醒，所以他们说：“社会要改革要进步，靠什么呢？靠民族的觉醒”。从鲁迅开始，群体觉醒进而变成个人觉醒。他说这个社会要改革要进步，靠什么呢？靠个人的觉醒。这正是鲁迅最伟大的地方。这个个人的觉醒使得鲁迅区别于新文化运动的所有人（因此李大钊讲“主义”，胡适谈“问题”，而鲁迅却讲“个人”）。　　不过，前面所讲的鲁迅实际上始终只是一个在我们国家的鲁迅研究史上大家公认的鲁迅，到此为止，我没有讲我自己的发现、我自己的看法。现在我要接着告诉大家，现在中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们注意到了鲁迅最重大的贡献在于重视个人，但是，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个人呢？他是从什么角度去重视的这个个人呢？这却是现在中国的研究鲁迅的学者们都没有看到的。或者说都没有重点加以研究的。　　在我看来，鲁迅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个人的觉醒与信仰维度的关系。换言之，在中国文化的背景里，只有鲁迅才明确地意识到了中国的个人的始终未能觉醒，是因为中国信仰维度的匮乏；而个人的觉醒，则必须有赖于信仰维度的建立。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发现。由此，我要强调，鲁迅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他强调“立人”，他呵护人的尊严，他批判传统中国是“无爱的人间”，其中的出发点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什么针对封建毒素，什么这一切阻碍了现代化，不是的，他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信仰维度，结果导致了个体的夭折；那么，个体要诞生，靠什么呢？就靠信仰维度的建设。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结果鲁迅就发现并见证了在中国由于信仰匮乏所造成的人性颓败与历史颓败这样的两大病症。而鲁迅所写的所有的著作所针对的也就是这两大病症。由此入手，我们就不难看到，为什么鲁迅最开始强调启蒙的时候，只是启蒙的一分子，也并不是非常突出的，更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界最为领先的旗手，但是在经过了十年的沉默以后，到了鲁迅写《狂人日记》的时候，一下子就震撼了中国，而且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者和探索者。为什么呢？就在于他冥思苦想十年，终于想清楚了一个问题：中国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都是在信仰维度匮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中国人的国民性存在根本的缺憾，而自己也不是一个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而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是一个“吃人者”。过去，鲁迅只发现自己是旧文化的对立面，是旧文化的批判者，但是从《狂人日记》开始，角度却不同了，他发现自己也是旧文化的内在的组成部分，所以不但要批判旧文化，而且要批判自己，这样，鲁迅就从过去的充盈了自我的崇高感的鲁迅转向充盈了自我的罪感的鲁迅。我要说，这个时候的鲁迅才是鲁迅。五四时期骄傲地宣称自己“血液究竟干净”[4]，可是后来鲁迅终于发现自己的血液究竟也并不干净，而且，甚至还有罪。我在讲《红楼梦》时专门讲过，中国的从曹雪芹开始的一种自我罪感非常值得注意，“共同犯罪”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说，所有的人，包括自己，都犯了无罪之罪，而鲁迅则标志着这一自我罪感的完全成熟。其具体特征，就是发现了人性自身所蕴涵的那种“无缘无故”的罪恶。鲁迅的作品，显然是接着曹雪芹去讲的。而鲁迅说，有吃人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在吃人，谈的也是“共同犯罪”。　　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对于生命是一个中间状态的强调。鲁迅说“：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5]在个体诞生之前，人们供奉的是“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6]，这无疑是在用“棺材钉”钉死自己，使自己萎缩为失却生命力的“末人”（传统文化所谓“圣贤”、“善人”、“君子”其实都是“末人”），而“中间物”强调的却是“现在”、“当下”、“有限”、“缺陷”、“偏至”、“环子”、“桥梁中的一术一石”、“速朽”，等等。这意味着：重要的不在于成为什么，而在于成为的自由。就个体而言，一切都无一例外地是中间物，一切都是有限，一切都是“由此到彼”，一切都是中断与无可奈何地逝去。与其躲进“普遍、永久、完全”三件宝贝中，不如“化为泼皮”、“寻野兽与恶鬼”、做“速朽”之“野草”。因此，人类的出路就在于能够勇敢地说出“无出路”，就在于在无路之路中夺路而走，在歧路中夺路而走。而究竟是天堂在前还是地狱在前，却根本不予考虑。“走”已经不仅仅是手段，同时也成了目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就蕴涵于这漫无目的的“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这意味着，既然生命是一个中间状态，因此生命不可能是为“什么”、“什么”而献身，不可能是为“什么”、“什么”而奋斗，生命不可能用任何外在的意义来界定，诸如用“立德、立功、立言”来界定，生命就是一个过程，生命的过程要靠生命的过程本身来界定。显然，这种对于生命的看法，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倒退！因为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大，而鲁迅却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是个过客、是个中间物。这实在是一大“倒退”，但是，正是借助这一“倒退”，鲁迅才真正在中国文化的历史上站稳了脚跟。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自我神话终于破产，“生命的绝望”这一千古以来始终被遮蔽着的残酷事实也终于水落石出。大家去看鲁迅的《野草》，这部浸透着鲁迅的全部人性分泌物、全部审美眼光、全部价值判断的杰作之所以被称之为鲁迅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恰恰就因为，它是鲁迅所完成的这次中国文化史上的最伟大的“倒退”的见证。　　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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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研究态度之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