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年代的多元选择(1)(2)
2017-06-26 01:02
导读：作为上层官僚的地方大员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在变法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鉌也比较热心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
作为上层官僚的地方大员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在变法期间，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能认真执行，湖北巡抚曾鉌也比较热心外，其他各省督抚则观望敷衍，甚至抵制，无疑他们心中有数，知道实权还把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他们虽也关心民族的危亡，但是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刘坤一声称“部文未到”，谭钟麟则“置若罔闻”。光绪皇帝虽然也谕令奖励陈宝箴，斥责刘、谭二人，但新政在绝大多数省份仍然不能推行。因此，光绪皇帝关于变法的许多诏谕。大都成了一纸空文。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并不反对变法，1898年9月初维新变法达到高潮时，李鸿章还向光绪帝上过一折，提出应妥善处理裁撤的机构和人员。他认为“裁并官职，诚为今日当务之急。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索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以臻完善。”“惟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应由各该衙门移取职掌文卷，悉心校阅，体察情形。斟酌办理，另行详议具奏。庶名虽改而实犹存，不致冒昧从事。致滋贻误。”由此可见，直到此时。李鸿章也不反对变法，而是要使变法切合实际，周善可行。但光绪皇帝不仅没有理睬反而将其免职，于是。李鸿章从保护李氏家族和维护淮军集团根本利益的目标出发对维新变法的态度发生了本质变化。他曾暗中唆使儿女亲家、始终顽固反对变法的御史杨崇伊，使用各种官场权谋试图扳倒死敌张荫桓。至天津密谋“政变”和出面奏请慈禧太后“训政”。1899年奉命署理两广总督时的主要任务是到康梁的家乡去抓捕维新党人。张之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曾痛心疾首具折上奏，呈请朝廷“一变旧法”，提出了练陆海军、造铁路、开学堂、讲求商务工政、派游历人员等9条建议。从甲午战后到戊戌政变前。他先后向清廷举荐梁启超等数十名思想开明、通洋务、懂西学的新派人士。但当北京强学会被清廷查封后。张之洞为明哲保身，“恐忤廷逆”解散了上海强学会。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废弃新政，大肆镇压维新派时，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为表示效忠慈禧太后，便公开与维新派划清政治界线，他公开表示“深恶康党”，并电请总署致函日本政府驱逐流亡的康、梁。并诬蔑维新派为“群奸”、“邪教”。“鼓励”顽固派加紧镇压“异端逆党”。袁世凯1895年8月在《遵奉面谕拟条陈呈》中云：“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日本幅员仅敌我两省之地，我则十数倍之，彼之所以胜者，由于讲求西法，实力推行，我之所以败者油于拘导旧规，罔思改辙”。1897年德国侵入胶州湾事件后，他又云：“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但是戊戌政变前。谭嗣同夜访“说袁勤王”。谭走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病”。想的已不在是该不该变法。而是权衡投靠帝党和后党哪一边于己有利。最终。袁世凯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驱使下出卖了维新派。戊戌变法以慈禧举起屠刀、光绪被囚、康梁外逃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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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庚子事变对于清政府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反省，慈禧在西逃途中曾说。“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还坦言“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研慈禧对其不顾大局。利用义和团发泄对洋人仇恨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表示了“忏悔”，字里行间也蕴含着对自己施政失败的懊丧。在“西狩”途中。慈禧还感到有愧于光绪帝。胡思敬曾言：“庚子西巡以后。孝钦深自引咎，内惭其子。”慈禧在“西狩”途中，从《辛丑条约》的内容中，认识到庚子年所作所为产生的巨大而恶劣的后果。希望能有某种程度的补救，“孝钦内惭，始特诏天下议改革”，庚子之变使慈禧内心中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变法愿望，成了新政重要的诱导因素之一。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杨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