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京旗小说引论(1)(2)
2017-06-29 01:00
导读：追根溯源，旗人的东北发源之地有着悠久的民间说部传统——“讲古”。讲古，满语叫“乌勒本”（乌尔奔），是传说或故事的意思，即讲述本民族特别是
追根溯源，旗人的东北发源之地有着悠久的民间说部传统——“讲古”。讲古，满语叫“乌勒本”（乌尔奔），是传说或故事的意思，即讲述本民族特别是本宗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故事。满文创制比较迟，在入主中原以前，满族就是通过部落酋长或萨满来口传历史，教育子孙。讲古利用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说书形式，追念祖先的传奇经历、丰功伟绩、趣闻逸事，以娱乐听众、传播历史知识、教育后辈，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增强民族或宗族凝聚力的作用。在传统旗人社会中，人们经常举行讲古比赛，清中叶满族八角鼓、清音子弟书异军突起，便是这一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裂变。讲古习俗的盛行，为满族民间故事家及具有杰出讲述才能的民间说书艺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也形成了一种讲说民间口头文学的传统。④ 这种传统包含着娱乐、审美、认知、教育、团结、形成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成为书面文学在母题、主题、形式、技巧、风格等方面营养与来源的渊薮。
讲古/乌勒本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分别讲述萨满教原始神话，家传、家史，本族英雄人物在部族兴亡发轫、部落迁徙、氏族征战中的英雄事迹。⑤ 这些民间口头文学从艺术结构上来说，大部分由一个主要故事情节主线为轴，辅以数个或数十个枝节故事链为烘托，环环紧扣成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整体，形成宏阔的泱泱长篇巨部，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作为本民族的一种文化传统，入关之后北京城的旗人说“乌勒本”的固然少了，但它所形成的叙事传统却无疑保留了下来，散落沁润于北京旗人形形色色的口头艺术中。旗人书面文学的注重口语入文的写作方式和通俗晓畅的美学风格之所以会成为一种特色性的表征，同这种文化积淀是脱不了关系的。京旗小说不可避免地会接受入关后遭遇到的强大的汉族话本、拟话本、说书艺术的影响，但是本民族民间口头文学的素养积淀在旗人集体记忆的深处。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现有的研究表明，小说的历时形态大约经历有神话与传说、史诗与歌谣、新闻与历史等⑥，有的研究者将之称为小说的“多祖现象”，认为小说是包括子书、神话、史书共同合力产生的，更强调“民间活力和根源于这种活力的说故事行为，乃是始终伴随着小说行程的一个最重要的‘潜在之祖’。”⑦ 尤需注意的是，不同民族的小说、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小说，这些“远祖”的影响比重并不相同。就旗人小说而言，满族传统说部、汉文翻译小说的影响、北京地方性文化中的评书等最为重要。清朝中后期出现的几部旗人小说，如《红楼梦》、《红楼梦影》、《儿女英雄传》等，甚至在旗人文言小说《萤窗异草》、《夜谭随录》里也常常出现旗族特有的礼仪习俗、意识观念，鲜活生动的京城口语，与北京地方文化及民间口头传统的涵化是分不开的。
清末民初的京旗小说大多还包含了说书的一些表达方式，明显具有化用民间叙事方式的痕迹。小说中往往有许多说书人的套语，说话人的口吻非常明确。另外，就接受群体来说，在一般平民百姓那里的情况往往如此：“八旗或满洲著名作家的文学名著，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书，在京旗下层特别是旗兵中没有市场，他们喜欢听的是《康熙私访》、《乾隆下江南》（当时叫做“打江南围”）、《永庆升平》和各种‘侠义’、‘公案’小说……”⑧ 口头文学在普通大众那里有着更为宽广的受众群体，这些作品也许并不是旗人文学的一部分，中间体现了满汉交融的文化趋势，更主要的是说明代表大众趣味的民间文学与口头文学，不可避免要对文人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导向与影响。这一点，就清末民初那些主要依赖平民化的报纸生存的旗人作家小说来说，尤其如此。 社会政治与个人遭际的影响 京旗小说的作家包括蔡友梅、文实权、王冷佛、李仲梯、穆儒丐、勋荩臣等人，他们中少数人有海外
留学的经历，绝大多数是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尽管这种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冲击与碰撞，他们也因身处意识形态与文化中心的北京，在其中感受到了风雨如晦的现实，但就其总体而言，仍然属于帝国文化最后的孑留。在传统文化的惯性系统中，他们的创作更多的精神资源、效仿楷模、学习对象、写作笔法、描写主题依然来自于“大传统”中——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超稳定结构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日常状态的生活诉求、淆乱杂呈的现实语境，但就其作为旗人后裔所秉承的旗人文化“小传统”却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