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京旗小说引论(1)(3)
2017-06-29 01:00
导读：上述两方面主要就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渊源而言，对作家本人直接产生作用的还是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语境。晚清以来的三次大的政治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
上述两方面主要就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渊源而言，对作家本人直接产生作用的还是他们所处的现实生活语境。晚清以来的三次大的政治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造就了他们的社会背景。中西古今的冲突交流中，外来文化与固有传统的碰撞在个体那里也会得到反映，尽管程度不一。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进行改革，中体西用之说一般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维新变法尽管失败，但是帝国高层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虽然失败至少表面上的制度革新，比如现代教育制度的改革。辛亥革命最终使得满族统治退出历史舞台，革命党人最初采取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于满族是非常不利的，给他们实际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冲击都是久远的。
自康乾盛世以来的旗人生计问题，是清中叶后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清末民初政治形势的裂变下，旗人生计更加贫困。1907年诏裁旗饷，米钱各再减半。最普通的旗兵每季发俸米一袋约155斤，每人每月发饷银一两，银、钱按成发给，加上层层克扣，旗兵连自身生计都无法维持，更遑论养家糊口。“对旗兵的饷银自1924年全部没有了，八旗兵彻底解散，走出营房各自谋生”⑨。旗民的经济来源全部断绝，他们既无一技之长，又不善经营，只好从事拉洋车、摆小摊、做小手艺等工作，在政治上的失势伴随着社会上较为普遍的“排满”情绪，旗人常常遭到恶势力和地痞流氓的勒索欺侮，生活极其悲惨。
不过，旗人生计极端贫困的这种情形在维新派、革命派的文学家，乃至新文学作者那里，除了本身出身旗人的作家老舍有所表达之外，主流文学中基本付诸阙如。究其原因，清朝旗人作为统治阶层本身，由于政治上的崇高地位和享有的特权，形成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不可能有所审视，即使面临困窘，也不免掩耳盗铃，观诸旗人的文艺，大多以休闲娱乐，优雅雍容为美学追求。而排满民族主义自晚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对于改革者与革命者原本就要推翻的旗人政治，他们的落魄萎顿实属题中应有之义，自然不可能抱有同情之理解。新文学在家国想象中有着更广大的美学追求，要关注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苦难。底层旗人作为一个被遗忘或者说被遮蔽的角落，他们的生存与痛苦只有在同样处于平民阶层的清末民初那些京旗报人作家那里才得到有限的彰显。不过，这一群体的创作思想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业已失败的维新思想家们的启蒙。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启蒙教化文学主张，实际上还是“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论的现代变体，但是因为融入了现实政治上由殖民入侵给帝国带来的创伤经验和回忆，倒正切合这些思想上与道德上都很保守的京旗作家们的心理。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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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旗人作家本身就是出身底层社会，了解普通旗民的苦楚。典型的如蔡友梅，据白维国考察，蔡友梅早年随父在山东任所，坐过馆。1907年回北京办《进化报》，任该报社总务之职，未几报社倒闭。到归绥作幕僚2-3年，辛亥政变后到豫、鄂、赣等省办公债，1916年前后回北京在《小公报》作记者，1919年到1922年在《益世报》作记者。（11） 从其遭际经历来看，他生活在败落的旗人家庭，后做记者，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北京。他的小说题材基本也没有超出他的经历范围，尤长于描写市井人物的人间百态。文实权、王冷佛、李仲梯、勋荩臣等人都是小报记者或编辑，他们的事迹多不可考，由此也可见他们只不过是时代中的小人物。穆儒丐的经历要复杂一些，他原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曾任北京《国华报》文艺编辑、沈阳法政专门学校讲师、北京市政府秘书、沈阳《盛京时报》文艺编辑等。总体来说，他们都属于底层报人之一，在文化记忆、生活体验、社会阅历上有共通之处，这也形成了他们题材和风格上的相似。在几乎所有这些旗人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发现有关生计的主题，这成为他们最熟悉、描写最多、表现最出色的题材，中间透露出的
社会学与
民俗学含义实在大堪玩味。这些京旗作家并非有统一的组织团体，也无共同的文学宣言，只是一些松散的记者编辑，但是相似的文学书写使他们可以被视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群体。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