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1)(3)
2017-07-09 01:02
导读：我想，一般都会同意，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是台湾新兴的资产阶级想在政治上取代国民党的老式政权，它真正有实力的支持者其实是台籍的中、小企业家
我想，一般都会同意，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是台湾新兴的资产阶级想在政治上取代国民党的老式政权，它真正有实力的支持者其实是台籍的中、小企业家，以及三师（医师、律师、会计师）集团中的人。只要国民党还掌握政权，他们就不可能进入权力核心。随着他们的社会、经济影响力日渐强大，他们理所当然也想得到政治权力。
在文化战场上，支持乡土文学的，也以台籍的知识分子居多数（他们当然也支持党外运动）。他们的左倾思想其实并不深刻（包括当时的我自己），“左”是一种反叛的姿态，是“同情”父老辈或兄弟姊妹辈的台湾农民与工人，在有些人，可能还是一种“赶流行”（当时对乡土事物的迷恋，让我这个乡下出身的人很不习惯，心里认为这些人太做作）。乡土文学，正像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是台湾的一种“风潮”，它能袭卷一代，正如现代主义一样，也可以随着下一波“风潮”的兴起而突然消失。当政治反对力量在八十年代中期明显壮大并且组织了民主进步党以后，支持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台独思想，其实也不过是转向下一个“风潮”而已。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台湾本土势力对国民党政权的挑战，只是台湾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而已。另一个则是，台湾必须面对它与大陆的关系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西方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政权的敌视，居然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占据中国代表席位达二十一年之久。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得早就应该属于它的这一席位，这样，从国际法来讲，台湾也就成为共和国的一省，因此，不论在现实上谁统治台湾，他们都必将面临复归中国或反抗复归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能思考。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严令之前，谁要公开主张“复归”（也就是统一），或公开反对“复归”（也就是独立），都是“叛乱犯”，是可以判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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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情势可说极为诡异。“乡土文学”，哪个“乡土”？“中国”？还是“台湾”？谁也无法说，谁也说不清。“同情下层人民”，大家都有这种倾向；“应该关怀自己的土地”，大家都同意，只是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自己的土地”是什么意思。
这个问题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终于由“台独派”正面提了出来，向大家“摊牌”了。他们那时只敢在“文学”上动手脚。他们说，“台湾文学应该正名”，用以取代“现代文学”，而且，“台湾文学”具有“主体性”，这当然是“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了。这样，“乡土”对他们来讲，就是只指“台湾”，既然明说了是“台湾”，他们也就越来越少用“乡土”这个词。这样，七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就被他们改造成“台湾文学”了。
他们的另一个策略就是攻击陈映真的中国情结，因为陈映真是公认的乡土文学的领袖，为他的左倾思想坐过牢，是大家都知道的“统派”。陈映真受到“台独派”的攻击，国民党当然乐于见到，因为从它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了”。当陈映真被孤立起来以后，“台独派”的“台湾文学论”的招牌也就巩固下来了。应该说，八十年代“台独派”借文学以鼓吹“台独”思想的策略是相当成功的。 到九十年代末期，“台独论”的某些说法已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很多人（包括反民进党的人）的言辞和思想中。那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七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左倾思潮会突然消失？那时候，我曾怀疑陈映真派（主要是《夏潮》杂志那一批人，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时并未与他们交往）是否在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坦白讲，在“乡土文学阵营”分裂时，我对整个情势完全不能掌握。我只是对于“内部争执”感到焦灼与不解。因此，我事后相信，陈映真派也许比我稍微清楚，但他们大概也未能了解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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