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2)
2017-07-10 01:05
导读：师，字践言。少知名，明辩有识悟，尤以吏事自许。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
师，字践言。少知名，明辩有识悟，尤以吏事自许。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谓为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云：“作何颜色？”师整容云：“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祭事不行。师出，窃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其能久乎？齐亡无日矣 ！”[4]
《资治通鑑》亦详载此事，陈寅恪特别推荐条后胡注：
诸源本出于鲜卑秃发，高氏生长于鲜卑，自命为鲜卑，未尝以为讳，鲜卑遂自谓贵种，率谓华人为汉儿，率侮诟之。诸源世仕魏朝，贵显习知典礼，遂有雩祭之请，冀以取重，乃以取诟。[5]
此注有点睛之妙。诸源与高氏同为鲜卑族，但其文化属性的反差极大，前者以习知中原典礼为贵，后者则以鲜卑贵种自诩。河西世家大族除了本土的成分之外，另有一部分为外来之英儒，如江式、程骏等，其祖或因避乱弃官西投涼州，或因坐事流于涼州，乃于所托命之地教授家世相传之学业。无论本土世族还是外来世族，胡族或是汉族，都是使河西学术文化得以保存的功臣，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并不一定是维系文化的唯一纽带，即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之间，文化是可以相通的，如陈寅恪先生所论：“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其事彰彰甚明，实为论史之关要，故略附鄙意于此，当详悉别论之。”[6]此论的关要之处在于，不仅让你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理出头绪并很快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且将一个具体的问题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使你获得对问题整体把握的眼光。关于种族与文化的证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附都城建筑一节亦颇见功力。
唐之都城承隋之旧。隋创新都于汉长安城的基础之上，但其朝市之位置却一反前朝朝在南市在北的传统，而成朝北市南的格局。究其原因，按一般的思路，仅从新都营建者的家世入手进行考察，陈寅恪先生则以隋与前朝文化的传承关系为着眼点，把一个不能再具体的都城建筑的问题置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之下，使人对此拥有一个整体把握的准确坐标：
寅恪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洛阳之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似尚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也。又隋代新都其市朝位置之异于前者，虽非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然隋代之技术人才则颇与西胡种族有关，此固别为一事，以其与前所论中古时代汉族之家学一点相类，亦不可置而不论，故兹先论隋唐两朝制度与北魏太和文化之关系，后附述隋代技术人才之家世，所以补上文论隋大业元年制定车辇条之所未备言者也。[7]
通过隋唐两朝制度与北魏太和文化之关系以及隋代技术人才之家世两个层次的考索和证述，隋唐都城朝市之位置所以迥异于汉代都城之旧规的原因，剖析得十分透彻，且入情入理，即东魏邺都南城、隋代大兴、唐代长安之都城建筑直接受北魏新都洛阳之影响，主要是文化染习和师承影响的结果，比如修建邺都南城的高隆之为汉族，主持计划隋都大兴之宇文愷为胡族，种族纵殊，但在作为北魏文化系统的继承人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百川归海，问题又归结到种族与文化的实质上来，这一观点是陈寅恪先生论述中国中古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支点。通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种族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处处可见，贯穿始终，而每次论及这一观点时，并不是对前一次论述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此基础上一次新的、更深刻的阐释。以下论段，进一步指出中古史中胡汉问题的实质是胡化汉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胡人汉人、胡种汉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