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西域史研究中的几个(3)
2017-07-10 01:05
导读：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
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是也。此意非此书所能详尽，要为论北朝史事不可不知者，遂亦略著其意于此。[8]
这是陈寅恪先生关于种族与文化观点的又一个精彩片断，又一次深入阐释。
西域史研究中民族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表现得更为集中、更加突出，或者说西域史就是一部围绕中原王朝与诸民族政权，中华传统文化与包括域外文化在内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和融合而展开的历史，如何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把握和处理好其中的关系并理性地清理出一些带有規律性的东西来，是每一位西域史研究者的责任。民族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处理得是否准确得当，不仅对廓清这一地区的历史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处理好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创造一种和谐的文化氛围，发展西部经济，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实现，其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陈寅恪先生关于文化重于种族的观点，是他治中国中古史的积年之发，并非对一时一亊偶有所发，经得起历史的考证和时间的检验，对西域史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经典意义。循着陈寅恪先生的思路，你不一定能够很便利地得到一剂治疗某种疾病的处方，却可以获得对健康的全面认识和辩证施治的总则，从而避免陷于头痛医痛脚痛医脚或者自相矛盾的尷尬之中。
１９９５年发掘于新疆尉犁县东南的营盘墓地为例。整个墓群北依库鲁克塔格山，面对孔雀河，坐北朝南，地势高敞。其中１５号墓保存完好，出土物极为丰富。该墓墓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棺木为四足长方形箱式棺，其外壁饰以彩绘纹样，棺盖上覆一长方形彩色栽绒毛毯。死者取仰身直肢式，绢衾盖身，面具罩脸，四肢缠帛，身着红罽外袍、黄绢内袍、织绣长裤。尸体左右除放置各种丝织品外，有陶罐、铜镜、东汉五铢钱等器物随葬。[9]值得注意的是，１５号墓的地理位置、墓葬形制、葬具规格以及死者的随葬衣衾及其它随葬品同内地汉族人的传统的丧葬礼俗几无差异，河西走廊的武威，远离西域的长江流域均可见到采取同样葬俗的考古遗存，[10]不难看出，营盘１５号墓的丧葬习俗采自汉地。作为中国传统礼制内容之一的丧葬礼俗，《礼记》、《仪礼》均有记载，营盘１５号墓采用的葬俗均能在其中找到相应的着落。问题在于，墓主人非汉族人种，就是说１５号墓的墓葬所反映的是非汉族的种族和汉族的丧葬文化为一体的内容。
墓葬的主人依托着中亚史上的一段故事，公元２世纪末，一支贵霜人自巴克特里亚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以后又逐渐向盆地周边散漫，有出土的贵霜钱币为证。但是贵霜人是否统治过所到达的地区，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西方学者大多主张，既然发行过贵霜钱币，这支贵霜人就曾经统治过塔里木盆地南缘的綠洲小国。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当时正是东汉政权对这一地区实行统治的时期，沒有迹象表明贵霜人介入了东汉政权在盆地南缘诸国的统治。人们注意到，公元２世纪末胡维什卡在位时期，贵霜国内可能发生过一次内乱，内乱平息后，一大批内乱中的失败者逃离本土，流亡到塔里木盆地周缘，成为西域城郭诸国的臣民，而不是什么统治者。[11]依个人之见，营盘墓葬的主人们正是这批贵霜流亡者中的一支，姑且称之为营盘人。作为营盘人在丧葬习俗上完全采用汉族人的传统方式，至少说明他们或者臣服于东汉政权，或者倾慕于汉族的传统文化，无论属于前者，或是后者，更深层的问题是，信仰习俗是一种文化，文化需要认同，不是完全依靠统治可以施加的，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认同的基础上才会去接受一种新的文化习俗。[12]而认同只有在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和环境中方可酿就，这是异质文化共容，也是不同种族和平共处的前提和条件。在这里，陈寅恪先生关于文化超越了种族的界限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营盘人的文化面貌无疑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