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2)
2017-08-04 03:44
导读：[①] 见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载《学术月
[①] 见夏咸淳《明代后期文士与商人的关系》，载《社会科学》1993年第7期；郑利华《士商关系嬗变：明中期社会文化形态变更的一个侧面》，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6期；蒋文玲《明清士商渗透现象探析》，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乔凌霄、梁衍东《明清社会的士商渗透及其影响》，载《历史档案》1999年第1期；唐力行《徽州商人的绅士风度》，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等等；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有专章述论。[②]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③] 所谓“文人化”，这里指商贾及其子弟，努力学习并塑造自己的文人文化品格与行为，如作诗、结社、交游及进行其他文化活动。[④] 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⑤] 杨士奇：《东里文集·圣谕录》，中华书局1998年版。[⑥] 这里江南指安徽以南地区，即徽州，和长江三角洲一带。[⑦] 据陈智超考察环岩《方氏族谱》后的说法，“方用彬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见《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以下简称《手札七百通考释》）《方用彬及其亲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页。[⑧] 均见《手札七百通考释·方用彬及其亲友》，第2页。[⑨] 从方尚贇嘉靖四十三年和方大治（大治死于万历六年）的信、吴守淮万历三年至六年的帐目中得知，他们在用彬二十三岁后就与之有借贷关系，当然，前者可能只是私人借债，后二者应该是典铺贷款或有其他商业行为了。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一一八《方尚贇》，第1011页；火册三一《方大治》，第901页；火册一一四《吴守淮》，第1008页。[⑩] 被人称为“宝店”、“宝肆”等等，见《手札七百通考释》火册一八《许沆》（第889页）等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