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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

2017-08-04 03:44 （二）商贾文人化的发生缘由 这些商贾及具有商人背景的人，为何会做出向文人生活靠拢的人生选择？应该说每个个体都有其具体和特殊的原因，但这种转向仍有其共同的深层原因与发生契机：1、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空前发展，随之思想文化也出现了显著变化。但传统文化仍处于强势地位，传统观念十分顽固，儒家思想对商人的蔑视甚至是鄙薄依旧浓厚，觉得商不如士、不如文者也大有人在。以传统观念来衡量自己，商贾感到尤不自信而承负沉重的心理压力。在旧文化的逼迫、挤压下，他们随时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商人形象，向传统思想屈服，甚至迎合、妥协，曲折地使自己得到社会认可。于是在科举途中倍受挫折以后，经济上较富裕，文化上有基础的商贾及其子弟，汲汲走上了从文之路，以寻求自我表现，宣泄才能之机会。如一首诗中说道：吴郎生长新安里，羞作新安贾人子。但将十指走乾坤，不拥千金老廛市。少好篆书还好真，三叹古意今沉沦……双螭小印润黄玉，雕镂精绝天工均……[71]这一群人中的确有不少人是“羞作贾人子”,才改弦更辙，做了文化人。这是商人及其子弟迫于卑视商贾的传统势力而作的一种历史选择。2、明中叶以后，社会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当时市场活跃，商业繁荣，使商人有了比较丰厚的经济来源，其社会地位也有所上升，有一部分人基本达到了“自足”的境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社会文化生活愈加丰富，人们的需求从单一走向多元。在环境的诱导下，有一部分商人及其后代，千方百计想挤入上层文化圈。在不可企及时，他们逐渐作出了个体自适性选择和倾斜。尤其是浸染在江南这样一个人文渊薮之地，方用彬及其同仁们，出于自娱和怡人的需要，出于对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的热爱和对个人生命的珍惜与享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种自在自为，又不失为高雅的商人文人生活。 （三）商人文人的类型特征从以上的列举和分析来看，这个群体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1、他们大多以经商所得投入文化事业，所以“书香”与“铜臭”在他们身上基本合一，物欲与情趣在其价值观中也大体并存。2、他们珍视自己的文人地位胜于商人身分，有时会以文化活动作为掩盖其实施或抑制真实愿望的方式。史籍与文书中记录他们文事及其业绩颇为详赡，而对其经商的细节却多有忽略，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晚明史籍将有些文人混迹商贾队伍，常常说成“隐于商”，如上文所提的马电：有人说他：“商隐习舻艘，酒德胜杯斚。篇诗出清恬，容止具安雅。”[72] 山人俞安期访郝仲隆于李坪，也说郝氏“商隐”坪上，但“工声诗，精内典”，因而赋诗赠之，诗中言：十年商隐独称廉，颂酒耽诗兴转添。卢女乞书金缕曲，楚伧解问水晶盐……[73]也有被称为“市隐人”[74]的。对商隐，明末同出身于商人的赵南星有一解释，他说： 世之论者，见牵车服贾之中有贤人焉，则曰是商隐也，此由好仕进遂以概天下之人……（商隐者）大都士其迹，而商其意，且非商之类正意也。[75]他认为，人们往往从仕进的角度来评判天下人，所以看到商贩队伍中有才德之人，就称其为“商隐”。所谓商隐人，士是他们的表面现象，商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但这还非其“正意”（他指的正意是什么，这里未加说明，但从上下文看，正意可能是指渴望做贤德之人）。当然，对此绝不能一概而论，赵氏之话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也待考证。但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这些商贾文人及其子弟，只要与文搭上了边，多半更愿意被称为贤人、文人、士子、儒侠、处士，甚至山人，而不是商贾。他们的商业行为亦往往被其文艺才能所掩盖。这里既有他们的主观意识和行为，亦是世道使然。 3、商贾文人文化活动之目的，大体可借用晚明沈德符形容武臣好文的说法，“不过聊以自娱耳，非敢艺坛建旄鉞也”[76]。他们中稍有成就或较知名者，大多得到文坛名士、闳儒大僚的引领、指教或奖掖。如方用彬及其身边的这批人，无不在汪道昆的羽翼下才稍成气候；如童佩，曾受业于归有光，王世贞、王穉登也给予扶持[77]。不然，靠自己的力量，这类人是很难扬名的。4、文化商人，倘若以经商为实质性的职业，或以其个人才能、意志、智谋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那么他们的文化则助益商业。如商人李廷芳，“幼业儒，于书无不涉（长业商）……卜居金陵，握奇赢以占消息。凡厥规为有大体、立纲纪、明约束、重然诺，一时怀策之士靡不推翁祭酒。”[78]其家业也必定丰饶。有文化更善于“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79]还有我们的主角——方用彬，也曾将文化造诣与其商业、店务结合起来（方用彬经营文化商品，其文化理应是最有用处的），如此，文化委实推动了商业。这种情况明史中屡见。可我们这里所列举的不少人，他们热衷文事，经商只是为了治生养文（或利用父兄商业资金治生养文），文事才是他们生命依托。他们“志不在贾”[80]。甚至“心否计然之术。惟延访诸士人，乐闻礼义以自提式”[81]。上文提到的孙文郁，也说：“……使吾以贾起富，吾安能以质剂为诗书。” [82]他不愿以商来替代诗书、来废弃文事。还有人干脆从商事中完全脱离出来：脱节尘中，蹑身霞上，凡人间俯仰，算筹衡纵，抵质兼并以取赢，一切不闻不见，并付之不为。朋松介石，抹月披风，三百枯棋，十千名酒，日与上客懿亲游戏为乐。退则披古帙、爇异香，清散逍遥，不知何者为诽、为誉、为莞、为枯、为少、为老，几古之得道善忘者矣。[83]这批人，文化是否也曾一定程度上带动过他们的商业，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诗文书画，结社酬酢，交友周游，毕竟是贵族文化。过度地玩味贵族文化，最终必定是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生活。“若贾人子耳，良贾竞竞墨守，毋耽曲艺，毋昵广交。”[84]这是一个同样有文化经历商人的切身感受，及其对子侄的谆谆训导，然而，文化商人们往往漠视这种训导，这就引出了他们下面的一个特征。5、凡将文化作为实质性事业，没有将文化与商业活动有机结合的商人与商人子弟，其家庭的商业大多走向衰败，他们个人的结局大多趋于贫困。方用彬尽管注重过商业，但他把生命的意义还是过多地寄托在文事上面，缺少合理使用钱财、时间和精力的商业理念，因此，他的商业，至少说不成功，最终使其家趋于贫穷。商人子成为山人者，如沈明臣、吴守淮、詹斗文、童佩（王穉登也称他山人）、方尚赟等无不如此，甚至结局更惨。史料称方尚赟“方生自名族，无家不称贫。远游载图史，玩诵无昏晨。生计日以短，辞翰日以新……”[85]童佩“以诗穷，不修形骸。人多白眼视之，蔑如也”[86]。沈明臣“沈郎故家郎，文藻夙所志。落魄不知贫，怀才耻于世。客游公卿间，颇欲行其意”[87]。吴守淮这个原是大盐商的儿子，史料载：父故饶，虽少孽，犹分钜万。即挟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橐垂罄矣。邂逅徐文长于西湖，文长大奇之，呼曰：“少年未常考古而遽能鉴此，岂天授乎？然胡不读书，则不但见古物而且见古人也”……又斥买经史子集千余卷以归, 橐若洗矣。归即繙所买书而大有所悟得，遂援笔为诗，辄有惊人语。寻知交于太函二仲以及丰干诸子，结有社矣。先所斥买者业已散尽，出游南都，与二方先生甚洽……竟以穷死。[88] 明代中后期，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士商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两者间产生了互动或合流关系。然而，历史实际总是丰富多彩的，这种互动潮流中呈现出了多种流向和不同内涵。它们大体可分为弃儒就贾、弃文从商、亦贾亦儒、亦文亦商、贾而好儒、贾而儒行、儒而贾行、士魂商才，及本文所分析的商贾文人等形式或类型。明代后期是一个文艺较兴盛的时代（这已为学者们的研究所证明[89]），当时的文化人就多喜好文艺切磋，甚至胜于学术研究，因而，一批曾有儒学经历的商人走上文人道路是极其自然之事，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方用彬即是其中鲜明的一例。这种流向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又是传统文化思潮回流的结果。无论是社会还是商人，在此士商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随时都可能向传统文化妥协，乃至走回头路。士商合流，在明代后期尚处于初始阶段，而要真正达到较为成熟的境地，那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事实也证明，在传统的儒家文化这个大背景的影响下之下，商贾与文人之间并非都是相得益彰，两者在思维认知、处事行为等方面本不很合拍，文事与商业之间也多有矛盾性，以此看来，对商与文的兼和力不能估计过高。从商业的角度看，若要理顺这种关系，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包括继承者）对商的积极精神和能动态度。凡将文化用诸商业，商业则兴旺，反之，虽出生于世代商贾家庭，并亲受过商业的洗礼，但由于受传统思想的熏陶，过分看重文事，忽略商务，那么，其商业必然挫败。明代后期的历史上，如方用彬、吴守淮等一批商贾文人，商业曾使他们获得了财富，财富又使他们拥有了文化和才艺，但在他们心目中，依然鄙薄商业，最终把财力、精力过多投入到所谓高雅文化中去，以至使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落。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尽管商业与市场相当发达，商人队伍颇为壮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商贾本身的思想来不及更新，跟不上变化了的时势，因此他们的商业走向衰败。个体由于种种原因的逐个败落，带来了群体商帮的没落。恐怕这也是传统商人集团难以向近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