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校史：文化校史(1)(2)
2017-08-04 03:44
导读：一般地说，文化校史当以人物为经、以故事为纬，“人物”主要指的是曾经在本校工作和执教过的名校长、名学者，“故事”主要指的是一直或一度流传于
一般地说，文化校史当以人物为经、以故事为纬，“人物”主要指的是曾经在本校工作和执教过的名校长、名学者，“故事”主要指的是一直或一度流传于本校的老掌故、老传说。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信”，是与它有其锐意创新的校长、情深学术的教授密不可分的；一所知名高校之所以“可爱”，是与它有其令人感怀的遗闻逸事、经久不衰的校园传说紧密相关的。因为有了高山仰止的名校长、名教授群体，其“可信”塑造了一所大学的“标志”；因为有了景行行止的遗闻逸事、校园传说谱系，其“可爱”演绎了一所大学的“风格”。“可信”孕育了“可爱”，“可爱”巩固着“可信”，“标志”造就了“风格”，“风格”护卫着“标志”。由此可见，人物与故事在文化校史中当是有机统一的，有意义的人物必将关联着有趣味的故事，好的故事必将基于真切的人物而长存。
“纸上的校园”是脱胎或者取材于“地上的学府”的，一所知名大学的文化校史无不具备两种形态：首先是作为历史本体的“实史”，亦即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其次是作为历史书写的“编史”，亦即后人对于过往历史的记述。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实史”是活在“编史”之中的，既往的历史因为当代的阅读、口述而获得传播。正如黄天骥教授回忆他1952年刚刚考进
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情形所说：“我们从进入康乐园的第一天起，就盼着和老师见面了。新生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总会打听将有什么样的老师给自己上课。接待新生的师兄们，也会把一些道听途说的有关老师们的故事，绘声绘色地给后生小子们介绍。那时候，人们谈论最多的名字是陈寅恪、姜立夫，还有容庚、岑仲勉、杨荣国、胡金昌、周誉侃、曹廷藩、徐俊鸣、罗克汀、王力、陈心陶、陈焕镛、梁伯强等教授。大家既景仰，又觉得有点神秘。”[1]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所谓“实史”活在“编史”之中，似乎又可分为两种状态：其一是口述状态，其二是读本状态。很多校史故事可能从来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但它们却一代接一代地被口传下来。我们的确无法否认“口述”巨大的传播功能，但是，“读本”特定的引导功能尤为值得重视。原因在于，如果一所大学拥有了一个或几个优秀的文化校史读本，那么，其校史的人文传播就将在系统性、感召性方面取得不可估量的效果。在纯粹知识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知识地把握校史上的人物与故事方面，“口述状态”是零碎的，“读本状态”则有可能达成系统性；在实践理性的层面上，亦即人们如何智慧地领悟人物与故事之于现代人生的精神支援方面，“口述状态”难免是神秘的，“读本状态”则将尽其力量展现大学精神的智性内涵。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杨海文
近代日本吞并琉球对今天中国的危害性分析
论我国孝道传统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