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3)
2017-08-04 05:44
导读：在广东的某些地区(如珠三角，尤其是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本来士绅就人数较多、势力较大，公局为中下层士绅提供了分享权力、扬名桑梓的机会以及
在广东的某些地区(如珠三角，尤其是南海、番禺、顺德等县)，本来士绅就人数较多、势力较大，公局为中下层士绅提供了分享权力、扬名桑梓的机会以及收入稳定的职位(局绅多有月薪、车马费等（注：如在东海护沙局办事的绅士百人以上，每人每月的薪金8～40两不等，对下层士绅来说，这是过得去的收入。见《香山东海十六沙居民五十余年痛史》，载《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4～525页。）)。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首先有利于士绅；加上入局办事对局绅的家庭、宗族和个人都会带来利益。因此，公局这种非法定的权力机构也获得士绅的广泛支持。
各地公局都在地方官管理之下，州县官发给“局戳”作为公局行使权力的凭证，下“谕单”任免局绅。在珠三角几个县，知县的属官巡检直接负责管辖各公局。1901年，南海县沙头乡局绅莫汝桢等18人“盖用局戳，联名赴县禀保”著匪崔亚炽，南海知县“以该绅等力保著匪，通详各宪，将各局绅概行斥退，另选公正绅士接办局务，并详请奏革功名”[12]。可见，知县有权把全局局绅“概行斥退”，但必须向上司报告。局绅的遴选，都是在各级地方官员管辖下进行的；不过，各乡各族会通过某种方式，选出局绅的候选人。1910年3月，广州河南各乡绅耆在南洲书院选举局绅，结果是得12票2人，得5票1人，得4票1人，得3票1人，得1票2人，“其余各乡选举票均书‘从众取决’”。得4票以上的3人为“正取”，其余4人为“备取”[13]。这次选举以每乡一票进行，所有候选人得票率都很低，而多数乡没有自己的意见。所谓“正取”、“备取”，说明选举以后还要官府裁定。
从《续修南海县志》等方志的人物传记来看，任县以下公局局绅者多为贡、举、生员，出身进士或任过较高官职的高级士绅很少见。士绅有时可以在自己的家乡之外的公局当局绅。公局与宗族通常密不可分，番禺县沙湾仁让公局的局绅，同时也是何姓宗族树本堂的族绅[14] (P433～435)。由于宗族的矛盾，有时同一地点还会成立不同宗族控制的公局。如同治年间广宁县妙村陈姓、谢姓“不协”，知县谕令该地建立公局，结果两姓各建立了一个[8] (第5册，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局在实际运作中无疑必须同宗族配合。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时人说：“计一乡局之设，局绅数人，局勇十人廿人不等。局绅薪水需费，局勇口粮需费，年中支销，极少亦须筹备的款千余金。”[15] 局费的筹措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例如，顺德县的东海护沙局和各乡镇的公局，经费来源就有按亩抽费、沙骨、鸭埠、铺捐、行捐、各乡分认、庙宇收入、茧捐、桑花捐、筑堤羡余、会廉银、族尝拨款、约租收入、仓田会借拨、匪乡花红、圩场秤用等名目[7] (卷3，建置略二)。各种罚款通常会拨充局费，有的公局甚至打算“开设铺票(一种赌博)，抽款充公”[16]。局费的征收、保管、开支，制造了大量谋取私利的机会。 二、晚清广东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清末民初番禺县沙湾《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收录了52件文件，其中明确注明属于公局的有12件，有些没有落款的文件，从内容看应该也是属于公局的。这些文件涉及的事项包括：禁铁匠造剑仔、禁赌博、禁止藉查烟抢劫、通知领取烟牌、禁米店抬价、解劫匪、组织蚕业公司、暂停收谷、增加练勇自保、试演土炮、请委任团练团长、请领团防枪械等；从文件反映出，清末民初仁让公局拥有的武装力量(不包括在沙田区的护沙队)有陆勇130名、水勇70名、义勇队108名，武器有毛瑟单响枪50杆、毛瑟抬枪30杆、长杆十响无烟枪70杆、土枪50杆、土抬枪40杆[14] (P433～435)。从仁让局的例子，可知公局拥有武装，有权处理本乡的公共事务，有稽查权、缉捕权，还可以通过订立乡规或“奉谕告示”等形式有一定立法权，其主要权责在维护治安方面。
公局尚有一项重要的权责是“攻匪保良”(指证、揭发盗匪，担保、保释良民)。1906年岑春煊在通饬各属办理会匪札文中称“攻匪保良，系局绅专责。且又耳目切近，平空拿送事所必无。此等匪徒诡计多端，既无飘布可据，到案狡展又属惯技，若有局绅具结而仍不办，是永无惩办之日”；要求“以后各局拿获会匪，或据局、族绅耆捆送，无论有无起获飘布，务须悉心研讯，核其情罪之轻重，照章分别禀办。倘畏罪狡赖，始终坚不认供，亦即取具局绅‘如诬反坐’甘结，即行禀请惩办”[17]。公局本有缉捕、审讯权，岑春煊规定只要局绅坚持“指攻”，即使疑犯没有口供也可以惩办，这样，局绅实际上也就掌握了一乡居民的生杀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