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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

2017-08-04 05:44 【内容提要】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摘 要 题】社会·经济 【关 键 词】公局/士绅/乡村基层社会 【正 文】
以往有不少学者在自己的著作中论及士绅控制基层社会的问题（注：例如吴晗、费孝通等的《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此均有论述。），还有学者对广东的士绅机构作过研究（注：杨念群的《论十九世纪岭南乡约的军事化——中英冲突的一个区域性结果》(《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也涉及了本文论及的问题，予笔者很大启发。杨先生的论文重点论述士绅机构“军事化”的问题，这些机构的其他职能并非这篇论文关注之点。杨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广东不同区域(例如珠三角与客家地区)的差异，也没有提及19世纪中期以后普遍设立的“公局”。），但关于各地士绅如何在基层社会中发挥作用，具体研究似乎还不多。晚清广东的“公局”是普遍设立的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机构，有一定代表性（注：刘志伟、陈春声的《清末民初广东乡村一瞥——〈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介绍》一文(收入柏桦主编：《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五暨韦庆远先生七十华诞纪念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提及番禺沙湾的仁让公局，并对其做了个案研究。两位教授向笔者提供了有关史料的照片。《辛亥壬子年经理乡族文件草部》是笔者所知的惟一一种公局的原始档案。本文引用该项资料时按刘、陈两教授文章的编号。），本文拟做一专题探讨。 　　　　一、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公局在广东普遍设立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56回提到：“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那里，遇到乡人有什么争执的事，都由公局的绅士议断。”[1] (P439)
“局”一般指官署或办事机构。在清朝，官署被称为“局”的多为临时性或新设立的机构，如善后局、保甲局、厘金局、缉捕局之类。非官方的办事机构往往也称为“局”，例如，香山县的士绅“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敬，免受苛索”，建立“印金局”；为“合邑致送京官炭金”建立“炭金局”[2] (卷4，建置·局所)。“公局”一词常见于晚清的文献，从字面看，“公局”的含义是“公同办事的机构”，如1906年，粤督“札饬广东藩司，克日择地设一公局，名曰广东铁路公局，以便接见绅商”[3]。但在晚清的广东，“公局”在多数情况下是指士绅在乡村地区的办事机构，通常是“团练公局”的简称。
在嘉庆、道光年间甚至更早，广东乡村也有公所、公局等士绅控制、管理的机构(有时也用社学、公约等名义)，拥有武力，行使缉捕、稽查等权力。如香山县，在嘉庆年间为防堵洋匪张保仔，“邑城郑敏达等七姓”捐资创设固圉公所，又名附城公所[2] (卷4，建置·局所)。1806年，该县小榄士绅何应魁，为防御海寇郭婆带，“捐金五百为乡里倡，设公约，分置巡船卡口，建碉台，督勇昼夜堵御”[4] (卷15，列传)。道光间，该县隆都士绅郑瑞芝主持隆都局，“鼓励丁壮，严密巡缉，屡擒剧盗”[2] (卷11，列传)。该县大车乡士绅林谦，因庚子年(1840)“英吉利以禁烟启衅，奸宄乘之”，“谦告县集众于云衢书院，立章程，严堵御，东乡赖以安”；1847～1848年，“西粤贼起，蔓延东省”，林谦“于是分东乡为六局，督乡团，察游匪，设总局于邑城之东”[5] (卷4，耆旧)。不过，这类机构多因战乱而设立，由于经费及其他原因，事平后便解散或停办。